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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30

  在几次推迟之后,中国的“带号转网”试点终于在2010年11月22日零时正式启动,试点中,天津、海南两地的手机用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带号转网”,自由选择中意的电信运营商。

  所谓“带号转网”,是指一家电信运营商的用户,无需改变号码,就能转而成为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运营商不得对其阻挠,也不得收取费用。从2004年《电信法(征求意见稿)》开始明确国内消费者有权“带号转网”以来,历经6年争议,中国的电信的消费者们终于有了初步的自由改换运营商的权利。如果“带号转网”能够顺利推向全国,不但会使当前电信领域的竞争格局发生巨变,广大消费者也都将获得实惠,从已经推行“带号转网”的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电信资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客观地说,“带号转网”并非消费者的天权利,而是随着世界电信业的发展于90年代新产生。在此之前,电话号码这类电信网络ID到底归消费者还是归运营商一直存在争议,直到1996年,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创设了“带号转网”制度,才逐渐在运营商间达成共识,然后又历经9年的纷争,直到2003年底,带号转网制度才开始正式在全美运营商之间实施,可见,“带号转网”推行之难在全世界都是个普遍问题。

  “带号转网”推行起来为什么那么难?这与电信业的行业特点大有关系。按一般理解,消费者如果想换一家服务提供商其决定权在自己,拔脚走人即可,但在电信业却没这么简单,因为电信业有个“网络效应”(经济学中称为网络外部性)在其中,信息产品存在着互联的内在需要,网络越大,使用得时间越长,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深,换个运营商简单,但如果要换电话号码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在你的信息网络中,电话号码就相当于身份ID,号码改变等于你在网络中消失。

  长期以来,电信巨头正是利用这种消费者对网络的依赖,从而达到对市场的市场的垄断,因此,在本质上,对消费者“带号转网”权的认可也是一种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消费者取得的福利与其说是来自“带号转网”,不如说是来自市场更自由的竞争。在消费者能够更自由流动之后,电信运营商们为了挖用户或者留住用户,将不得不降低资费、提升服务质量。

  在“带号转网”过程中,既然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垄断运营商就会损失利益,从维持垄断的本能出发,以前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运营商群体必然会竭力阻挠“带号转网”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带号转网”之所以推行缓慢,正体现了反垄断之难。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电信资本属于不同的资本家群体,政府机构在推行“带号转网”时要兼顾消费者以及相互竞争的电信资本家等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政策推行缓慢可以理解。但在中国,“带号转网”导致的利益重新分割无非是在广大消费者和国有电信企业之间进行,无论是消费者也好,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也好,四者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带号转网”是一种共赢,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消费者得利,就等于国家得利,如果我们的“带号转网”试点也进展缓慢,那就有点不好理解了。

在英文中,笔记本电脑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Laptop,一个是Notebook,如果只是按笔记本电脑所含有的“便携式”的意思理解,那么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康柏生产的,康柏于1982年11月推出了一款便携式电脑,重28磅(约合12.6公斤),虽然稍微重了点,但仍可扛着走,或提着走。

如果按Laptop的本意,膝上型电脑讲,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实际上是东芝发明的,东芝1985年推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T1000/T1100,T1000整机重量为6.4镑(合计2.9千克),大多数人认可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得前段时间微博上曾经传过一张照片,说是名记胡舒立在80年代的影像,照片中胡舒立在使用一部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知道笔记本电脑在1985年才出世的话,就能判断出这张照片是胡在80年代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时的中国笔记本电脑很少,新闻记者里使用的更少—后来搞清楚了,胡的照片是1994年拍的。

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来说,胡舒立已经很先锋了,那个年头,用电脑写稿本身就很时尚,更别说用笔记本电脑了,实际上,直到1995年,东芝笔记本才刚刚大举进入中国,那时候,一台东芝笔记本销价18000元,而且还是降价后的价格。

1995年之前,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完全被国外品牌所垄断,而来自日本的东芝雄霸中国市场龙头宝座。

1996年,在笔记本电脑诞生的第十一个年头,中国本土厂商研发出第一款国产品牌笔记本,它就是联想的昭阳S5100。这款产品是联想进军笔记本市场的第一步,也改写了中国笔记本市场的历史。此前一年,联想刚刚在香港上市(股份编号992),后来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

中国很看重昭阳这款笔记本电脑,甚至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送给外方领导人。1998年,江泽民既曾将联想昭阳8200DT赠予当时的俄罗斯元首;2004年,****主席馈送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国礼是联想昭阳E600A。

从1996年到2010年,中国以及联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四年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独立经济实体,联想也不断变化,不但吞并了IBM的电脑部门,连商标都从legend,变成lenevo,产品线更是变了又变,一些子品牌已经渐渐淡出市场,但在这十四年间,联想昭阳居然一直被延续下来,而且还被不断扩充。

在联想电脑中,联想昭阳被定位为商用笔记本电脑,面对企业用户。由于企业用户对笔记本电脑的差异化需求:单一配置、单一规格的商务本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不同行业需求不同、不同规模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个用户,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应用也需要不同的笔记本电脑,联想昭阳又被分为四大系列,即昭阳K系列、昭阳E系列、昭阳M系列、昭阳加固型笔记本。四个笔记本电脑分支可以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商用笔记本电脑用户所能够使用到的方方面面。例如昭阳K系列面向顶级商务用户;而昭阳E系列则是针对中小企业用户推出;昭阳M系列的目标人群是保险行业用户;还有面向特殊行业的加固型笔记本电脑。

在与IBM电脑部门合并,实现国际化以后,联想集结中国、美国、日本三大研发中心,全球2000余名人才共同对昭阳系列笔记本电脑进行研发,出产了14寸K46A(高端)、E46A(高性价比),12寸K26、10寸M13等不同规格和配置的丰富产品,满足用户不同需求。同时,联想大客户业务还拥有强大的客制化能力,可以按需进行软硬件定制,不但丰富了用户的配置选择,更可根据行业需求进行软件和外观定制。(本部分相关数据来自联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想,其实有两个品牌的商务笔记本系列,一个是联想昭阳,另外一个就是ThinkPad,随着联想对IBM技术的整合,这两个系列的笔记本越来越相似,很多人猜想,未来联想昭阳和ThinkPad会不会最终被合二为一。去年,联想副总裁童夫尧曾经很明确的否定这种猜想,他的理由是联想昭阳品牌已经走向海外,“在俄罗斯、印度卖的很不错”,“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它都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如果脱开战略角度,联想昭阳和ThinkPad的区别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价位上,昭阳定位中高端,ThinkPad定位高端;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昭阳和ThinkPad都可以根据客户,但是昭阳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针对如保险、教育等特殊行业的行业特性量身打造了行业定制机型,通过内置的软件解决方案可全面满足行业用户的需求,为行业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

2010-11-29

不管联通和苹果谁在垄断,消费者都是无辜的。

受黄牛党抢购倒卖iPhone4的影响,中国联通日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12月1日起,联通iPhone 4将实现机卡匹配,如果发现合约计划中的手机和SIM卡未进行捆绑使用,中国联通有权“对客户号码作停机处理、对iPhone终端进行锁定”。

也就是说,在实行机卡匹配后,联通的新合约用户如果将SIM卡弃置不用,而换上其他运营商的SIM卡的话,将可能会蒙受经济损失,手机也有可能变成“砖头”。对此,互联网上有评论说,联通的新举措,其伤害效果对消费者来说堪比3Q大战。

关于机卡匹配的问题,早在联通与苹果签约之初就有很多猜测,但联通顾忌到市场反映,始终忍之不发。而现在终于忍不住,是由于套机率实在是太高。据说,在有的省份套机率甚至达到30%以上。为了拉拢消费者加入其网络,联通推出了条件优厚的合约计划,在其中几款套餐合约里,几乎相当于白送iPhone 4手机。而精明的黄牛党则从拆包倒卖中获取暴利。在微博上流传着据说赚钱最容易的联通3G套餐倒卖计划:在联通预付签约购买一部iPhone4为5880元,联通赠送5880元话费,把iPhone4以6000元价格卖掉,然后再把包含套餐手机卡以1000元低价抛售,一部机分拆下来,就能赚上1000元左右。

在表面上看,拆包倒卖使黄牛和消费者双方受益,受损的只有联通。但这一恶果,却恰恰又是联通自己对iPhone4手机的垄断销售造成的。消费者之所以追捧黄牛倒卖的iPhone4手机,是因为市场上正规销售的iPhone4裸机几乎永远处于缺货状态,而联通又坚称在中国的运营商中,只有联通及联通授权的渠道在内地销售iPhone4及其合约计划才是合法的。在裸机无货、联通垄断的情况下,那些不想更换手机号码的消费者只能寄望于使用从境外带回来的iPhone4手机,而海关最近严格征税的措施又增加了“水货”入境的成本,这些因素,都推高了黄牛套机的积极性。

当然,这其中中移动的趁机“起哄”也不能不提,中移动不但大规模向想拿iPhone4上移动网络的用户提供剪卡服务,据说有的营业厅还直接卖iPhone4的拆包裸机,前提是必须购买移动的话费套餐。

由iPhone4引起的这番市场乱象,追根揭底还要归因于联通与苹果合作推出的资费套餐搭售iPhone4业务,再加上正在施行的强制机卡匹配政策,这些实际上已经很有违反《反垄断法》的嫌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交易时,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作为在电信运营商中对iPhone4实行垄断销售者,联通强迫消费者只能入网且机卡匹配才能获得与iPhone4手机相关的合约,这种排他性销售方式已经涉嫌“搭售”。

当然,中国的《反垄断法》刚推出没几年,还没有相应的详细司法解释,但不妨参照美国的判定标准来研究一下。在美国,只要同时符合以下四项条件,法庭就可以根据“本身原则”为搭售定罪:(1)有两种商品或服务牵涉在内;(2)顾客能否购买其中一种,取决于他是否购买了另一种;(3)卖家对其中的捆绑商品拥有市场垄断地位,以致在被捆绑商品的市场能施以限制贸易的影响;(4)被捆绑商品在跨州市场上受到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之所以形成上述规定,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商人运用捆绑销售策略,可以把他们在“捆绑商品”市场的垄断力,撬动或扩展到“被捆绑商品”的市场上去。

仔细对照的话,联通和苹果大概差不多能对号入座了,联通似乎确实是在运用其在对iPhone4手机市场和Wcdma网络的实际垄断力,把客户撬动到其3G网络上去。

类似可被质疑的运营商捆绑销售行为,还有开通宽带必须捆绑安装固定电话的业务。

2007年,苹果在德国与T-Mobile公司合作独家销售锁定上套餐的iPhone手机,结果被其竞争对手沃达丰告上德国地方法院,罪名是T-Mobile的iPhone捆绑销售协议涉嫌不公平竞争,因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其他运营商的客户流失,沃达丰德国公司向法院申请禁止T-Mobile销售锁定网络的iPhone,并很快获得德国地方法院的支持,最终T-Mobile不得不在捆绑销售iPhone的同时也放开销售未捆绑、未锁定的iPhone裸机。

在美国,捆绑销售也是电信企业惯用的营销手段,但很多企业一般小心翼翼地把业务限制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譬如他们很少会将竞争性业务与垄断性业务进行捆绑销售。尽管如此,苹果以及AT&T移动通信部门仍有可能共同面临违反垄断法例的集体诉讼。美国议会和政府都有对AT&T与苹果的独家合作提出质疑的声音。一位联邦法官称苹果与AT&T达成的合作协议损害了市场竞争,并导致市场价格上升。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场盛传苹果公司将在明年1月底终止AT&T的iPhone手机独家销售权,另一家运营商Verizon(韦里孙)或将获准依赖其网络销售Verizon版iPhone手机。据外媒体报道,AT&T公司在上个季度卖出了创纪录的520万部iPhone手机。

让不少人觉得联通很无辜的是它巨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移动的存在,从用户数量上来说,中移动是联通的3倍多。但问题是,由中移动的垄断并不能反推出联通的不垄断,中国存在三家国有电信垄断企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当然,目前来看,联通是否真的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还有待争议,但问题是,不论其“搭售”是否成立,在中国,电信运营商的这类“涉嫌”基本上没人管。市场上虽然只有三家电信寡头企业在竞争,却竞争得相当无序,在较高层面上,他们或许存在默契,但在市场底层却几乎是你死我活,而且,往往拿消费者利益当人质,情形类似于不久前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3Q战争,比如,在眼下这场移动和联通的恶战中,不但很多消费者被逼得不得不私自把SIM卡剪小(联通iPhone 4手机不兼容一般的手机卡),据说有人还收到运营商发来的这样的短信:“iPhone 4装上移动卡,无疑当今一大傻。奔驰开上机耕道,牛粪上面缀鲜花。宝马配上骡子鞍,貂蝉睡上老朽榻。劝您珍惜苹果机,勿把至尊来糟蹋”。

消费者何其无辜,花钱购买了服务,还被讥讽为“当今一大傻”,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电信消费者孤立无助的现实处境,也显示出电信监管部门的失职。在联通与移动的战争中,他们并非无力救消费者出水火,比如,监管部门完全可以加快“带号转网”政策的推行,使消费者有权携带号码在不同运营商之间自由选择,这样,所谓剪卡,所谓拆机都自然地烟消云散。但中国的电信监管部门显然不愿承担这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它们更多的责任在于协调三大电信企业的利益平衡,所以,它们一方面容忍联通利用搭售撬取移动用户,另一方面又放缓“带号转网”的步伐,限制用户从移动的TD网络转向联通的W网。

事实上,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强制机卡匹配这类事情可能造成的伤害甚至往往不值一提,因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例子,比如最近坊间热议的“iPhone偷跑流量”问题,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手机“吸费后门”事件,几年前曾经猖獗一时的“短信联盟”问题,都导致消费者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相关运营商也多难辞其咎,但基本上是只见改正而不见赔偿。可与之相较的是,10月份,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Verizon(韦里孙)刚刚许诺向1500万美国手机用户支付可能高达9000万美元的补偿金,因为它之前曾经因为类似手机吸费的问题多收这些用户的数据流量费和上网费。

Verizon之所以向消费者低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集体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如果与消费者真打官司输了,赔偿额要远超9000万美元;其二是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执法局这样的权威主管部门一直在替消费者向Verizon施加压力。而在中国,这两点都是弱项,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有代表人诉讼制度,但近十几年罕有成功诉讼案例。至于中国的电信主管部门,更是跟治下垄断企业息息相关,像大多数国企跟主管部门的关系一样,双方的高层主管经常会互相调任,他们知己知彼。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转载请与作者或网站联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0-11-26

受黄牛党抢购倒卖iPhone4的影响,联通日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12月1日起,联通iPhone 4将实现机卡匹配,如果发现合约计划中的手机和SIM卡未进行捆绑使用,中国联通有权对合约计划中的预存款进行冻结。也就是说,在实行机卡匹配后,联通的新合约用户如果将联通的SIM卡弃置不用,而换上其他运营商的SIM卡的话,将可能会蒙受经济损失。

联通推行严厉机卡匹配措施,其原因是各地日益提升的套机率,据说,在有的省份套机率甚至达到30%以上。为了拉拢消费者加入其网络,联通推出了条件优厚的合约计划,在其中几款套餐合约里,几乎相当于白送iPhone 4手机。而精明的黄牛党则从拆包倒卖中获取暴利。在微博上流传着据说赚钱最容易的联通3G套餐倒卖计划:在联通预付签约购买一部iP hone 4为5880元,联通赠送5880元话费,把iPhone4以6000元价格卖掉,然后再把包含套餐手机卡以1000元低价抛售,一部机分拆下来,就能赚上1000元左右。

在表面上看,拆包倒卖使黄牛和消费者双方受益,受损的只有联通。但这一恶果,却恰恰又是联通自己对iPhone 4手机的垄断销售造成的。消费者之所以追捧黄牛倒卖的iPhone4手机,是因为市场上正轨销售的iPhone 4裸机几乎永远处于缺货状态,而联通又坚称在中国的内地运营商中,只有联通及联通授权的渠道在内地销售iPhone4及其合约计划才是合法的。在裸机无货、联通垄断的情况下,那些不想更换手机号码的消费者只能寄望于使用从境外带回来的iPhone4手机,而海关最近严格征税的措施又增加了“水货”入境的成本,这些因素,都推高了黄牛套机的积极性。

尽管联通推行机卡匹配措施有其理由,但这仍有违反《反垄断法》的嫌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交易时,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作为在电信运营商中对iPhone4实行垄断销售者,联通强迫消费者只能入网且机卡匹配才能使用iPhone4手机,这种排他性销售方式已经涉嫌“搭售”。

2007年,苹果在德国与T-Mobile公司合作独家销售锁定上套餐的iPhone手机,结果被其竞争对手沃达丰告上德国地方法院,罪名是T-Mobile的iPhone捆绑销售协议涉嫌不公平竞争,因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其他运营商的客户流失,沃达丰德国公司向法院申请禁止T-Mobile销售锁定网络的iPhone,并很快获得德国地方法院的支持,最终T-Mobile不得不在捆绑销售iPhone的同时也放开销售未捆绑、未锁定的iPhone裸机。

事实上,除了涉嫌搭售之外,联通“机卡匹配”新规推出的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垄断阴影。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不允许消费者在各大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带号转网,这导致消费者对中移动的网络形成一定的过度依赖,为了既能保留以前的中移动手机号码,又用上iPhone 4,他们往往只能选择在联通按合约套餐入网,然后把得来的iPhone 4装上移动卡,为此,据说湖南联通还专门给iPhone 4用户群发短信劝说:“iPhone 4装上移动卡,无疑当今一大傻。奔驰开上机耕道,牛粪上面缀鲜花。宝马配上骡子鞍,貂蝉睡上老朽榻。劝您珍惜苹果机,勿把至尊来糟蹋”……这短信显示的既是联通的无奈,更是消费者的无奈。如果中国的电信消费者普遍拥有带号转网的权利,他们就不必再去作“当今一大傻”,直接带了移动的号码,去购买iPhone 4套餐即可。这当然会对中国移动的用户群造成一定的流失,但给消费者以实惠,鼓励消费者在市场支配下自由选择,破除一家企业独大,不正是电信改革的真义之所在?

据报道,中国的“带号转网”已经于2010年11月22日零时在天津、海南两地正式启动,我们期望这一试点尽快向全国推广。

2010-11-25

在今年记者节期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人民网、新华网、《青年记者》等新闻媒体,联合开展了涉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个城市的120多家媒体的调查,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微博被认为是2010年最值得尊重的媒体。

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新闻从业人员,样本比较单一,这个结果能代表多大的公众认可度还很难说,但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微博在短短一年之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大量媒体人成为微博用户,被微博影响,这导致在他们所服务媒体上微博内容的提及率极高,进而也影响到媒体受众。记得上海11.15火灾那天,我正搭乘出租车,收音机上央广报道此则新闻,干脆直接大量引用新浪微博上网友发布的现场目击报道,连的哥也赞叹:“您说有了微博这东西,是不是想捂住啥的就难多了”。

观察家和研究者已经为微博定义了很多深刻的积极意义,比如传播微言大义、促成公民记者、围观改变社会等,围观是不是能改变社会自然尚需时间检验,但对我个人来说,微博确实对以前的很多习惯造成了改变,而且,我不敢确定,这些习惯是好是坏。

最直接的改变是在互联网上沉迷的时间大幅增多。十多年以前,作为国内较早的互联网用户,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高度沉迷于互联网生活,热衷于网络写作和论坛交流,但随着网络的普及、用户的纷杂以及商业因素的增多,这导致互联网带给生活的困扰逐渐抵消其能带来的福利,于是下意识地减少了在网上滞留的时间,QQ基本不再使用,MSN长期隐身,生活清爽多了……直到遇到微博这种东西出现,我又重新回到一边刷新微博页面,一边焦虑地计算剩余写作时间的尴尬处境。在国内,虽然大家公认微博是一种新媒体,但说穿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既然是社交,就有所谓社交的大部分固有缺点,有虚假与虚华、虚荣与虚伪–这些缺点甚至可能被微博放大,比如,因为在微博里粉丝数是衡量一个人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在淘宝上就有大量专门买卖粉丝的交易存在;再比如,因为微博里的转发数是衡量一则消息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就有人热衷于传播假消息,至于说不停地刷新个人页面看是否有新关注或新回复,据网络心理学家分析,这说明微博使你变得更自恋。

病毒式传播加口碑传播构成了微博的类似“云传播”的特点,这极大的促进了受众与信息的贴近度,但同时,它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所谓信息茧房,按哈佛大学法学院桑斯坦教授(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所定义是,是指网络的广泛使用,让每一个网民都只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他认为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正是通过“follow”来自我定制想听到的信息,这等于自制了一间信息茧房。我最近的一个不好的体验是,11月23日我从早晨7点钟开始上了两个小时微博,居然一直没关注到“柬埔寨数百人踩踏死亡”这样的大新闻,这与我被微博垄断了信息来源这一现状有关系(把新闻与社交结合,微博显然抢了不少门户网站的流量),与我更关注自己发布的微博及读者的反馈有关系,更与我定制关注的人群性质单一有关系,更与微博用户乐于传播国内负面消息而忽视国际新闻有关系。你与一群人气味相投,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它气味的接受,所谓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它香,微博使我作茧自缚了–在微博用户中,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在微博上各自建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各说各话,则无疑会加剧社会之间群体的分裂与对立。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微博上发生的大量争执与谩骂、激辩与冲突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微博似乎使编辑记者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了。现在报纸杂志上有大量的微博内容,从专门的微博语录专栏,到新闻报道后面的微博点评,当然还有大量在微博上因为名人口水而直接生成的微博新闻事件,现在,记者要找观点、找采访对象、找新闻线索、找新闻素材,直接上微博都可以解决。这些当然大大减轻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难度,但长远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刚进新闻行的时候,曾经在某杂志主持过一个语录栏目,由于费力四处搜罗名言警句而很受读者欢迎,这要搁到现在,大概离失业就不远了,因为微博上到处是名言警句,这种栏目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人说,如果微博这个自媒体得以普及,媒体从业人员可能萎缩,只剩下低端拷贝粘贴整合的劳力,以及高端的确实能创造高附加值的顶尖记者,中间的只靠找新闻为生的平庸之辈可能要另谋职业了。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微博用户通过集体推送信息的大众智慧,已经很好地代劳了找新闻的工作。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很好的愿景,但以我个人对微博的体验来看,所谓围观性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很值得怀疑。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者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条被转发几百次的短信:所谓公众热情,就像个轻薄浪子,一有事件则万众一声,施加巨大压力,把当事者搞得热血沸腾,一心奋战到底,但一旦下一个热点出现,公众热情立刻转移,只留下当事者孤身奋战,自生自灭。在缺乏有力民意代言人的情况下,过分的口水宣泄使参与变得简单,道德情感得到代偿后,反而很可能会消解以实际行动对社会的推动。类似的例子发生在经济领域,为了治理拥堵,伦敦对进城车主收取机动车进城费,但后果之一却是一些原本已不开车进城的人却又开始开车进城了。以前,人们由于公德心或社会责任感而主动不开车进城,但在收取进城费以后,人们认为已经向社会付出了代价,对开车进城添堵反而变得心安理得……当然,微博的情绪宣泄功能也不是毫无用处,至少在中国,它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这大概也是微博得以继续安全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微博是否能改变中国,微博在中国继续火热趋势大概不会改变–只要有关部门不加干涉,这趋势不但是中国现象,在全世界也有规律,越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其国民对互联网言论宣泄的需求越大,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人们处在一个变化更快的社会中而更喜欢抱怨与牢骚。据说FT中文网报道,WPP旗下市场调研公司TNS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以外网民参与社交网络的热情,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在社交网络参与度网民排行榜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都位于前列,但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进入前十名。其中俄罗斯人在Twitter等微博服务上发贴最为活跃,其网民参与微博的比率达到32%;中国人在浏览他人微博帖子上花时间最多,巴西在参与社交网络方面名列前茅,而另一项来自市场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印度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这四国,正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所谓“金砖四国”。

2010-11-18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与一个国产facebook网站资深成员交流后,我们达成共识,以中国的大环境来讲,就算扎克伯格亲自来华运营,也未必能够取得境外那般成功。

11月16日,Facebook创办人、廿六岁的扎克伯格在旧金山亲自发表了Facebook的电邮服务–尽管扎克伯格不承认那是电子邮件。在这个据说比一般电子邮件更现代化的信息传递系统中,集合了线上聊天,微软的Office Web Apps、Facebook讯息等功能,如果用户是一个Facebook的老用户的话,这个电邮服务还是比较有用的,至少它把电邮整合到Facebook那个庞大的世界中去了,这使用户的邮件往来更多了一些社会化色彩,比如,在这个系统中,用户面对的将可能不再是冷冰冰的ID,每个FACEBOOK用户的来信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你有可能看到他的照片、视频、爱好等等。

facebook邮箱目前还没有公开上线,用户只能通过邀请加入试用,这让人想起当年谷歌GMAIL的推广。当时谷歌创新式地以限量邀请的方式传播它的电子邮件服务,在互联网上把“饥饿营销”发挥到极致。

facebook一推电子邮箱,外界就猜测这可能是GMAIL杀手,仿佛facebook要撼动谷歌的霸主地位。但实际上,GMAIL却不是电邮界的霸主。据统计,目前全球用户最多的邮箱是微软的Hotmail,它在全球拥有3.61亿用户;雅虎邮箱排名第二,用户量达2.73亿;谷歌Gmail仅仅位列第三,用户量为1.93亿,与前两位还相去甚远。

所谓GMAIL杀手的说法,可能更具象征意义,它更多地隐喻了谷歌和facebook这两个世界互联网界的巨兽之间的对抗。按电邮前三强排名,微软、雅虎、谷歌,这正好代表了新经济的三代霸主,微软、雅虎已是廉颇老矣,而谷歌却风头正劲,作为互联网下一个十年的希望,只需干掉谷歌,facebook就是老大。

谷歌和facebook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facebook是一个世界,大约有5亿人口,如果把它看做一个国家的话,它将是第三大国,而谷歌代表的是余下的那部分世界,谷歌的搜索引擎看似无所不能,但它却对facebook的世界无能为力,谷歌几乎搜索不到人们在facebook上的言行活动,它包括每天用户会上传的49亿条信息,比如新闻故事、个人状态更新、生日许愿等,每个月上传的25亿张图片和照片以及2000万段视频。

这些言行活动是如此鲜活而有价值,一位美国资深互联网人士曾举例说,同样一个人,通过Facebook,你不但可以他的生日、住址、简历,以及他妻子、儿子和继子的照片,甚至我能知道他喜欢自制啤酒,看卡通,知道他在担心儿子参加的少年棒球联赛会不会因为下雨取消,还包括问朋友他家中央供热系统的叶轮是怎样工作的……但在谷歌上,你只能找到一个很老的个人主页,一些失效的链接以及过去几年写的陈旧论文。

对于来说,谷歌是前面挡人上位的老大,不除之难以登顶;而对于谷歌来说,facebook几乎就是第二个互联网,它不可能视而不见。比较微妙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双方都想入侵对方的势力范围,但却又在口头上比较低调,facebook在发布邮箱时,坚决地否认了它会对谷歌造成威胁,而谷歌也公开表态它不会倾全力去新开发一个社交网站……网友对此的调侃是,它确实不会新开发一个,但不排除它会收购一个(实际上,谷歌已经有一个“类Facebook”社交网站Orkut,但它用户大部分在巴西和印度。)。

facebook的价值有目共睹,但使我长期不解的是,为什么facebook的中国克隆版,比如开心网、校内网等社交网络却没有发展到国外的同等火热程度,以至除了偷菜游戏之外,对用户没有太大吸引力。是中国的社交网站从业人员做得不够好,还是中国的土壤先天就不适合类Facebook网站生存?如果哪天Facebook不被“墙”了,它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吗?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与一个国产facebook网站资深成员交流后,我们达成共识,以中国的大环境来讲,就算扎克伯格亲自来华运营,也未必能够取得境外那般成功。

首先中国就不是一个发达的诚信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难去热衷于投入一个以真实信息为基础的社交网络,谁会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人的信息–包括照片与食品都放在互联网上?这需要相当放松的生活心态,但当下的现实却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活得太沉重,戒备心太强。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持,但我凭直觉相信,越是国民幸福指数高的国家,其国民越乐于向周围人展示自己的生活。

其次,现实社会的中国人也普遍缺乏社交习惯,没有沙龙文化、咖啡馆文化、教堂文化的熏陶,朋友聚会大多仅限于熟人之间,形式上也多以吃喝唱为主,这直接影响到网民在互联网上复杂社交需求的产生。

中国网民分层太多是另一个原因,所谓网民分层,实际上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在互联网上的投射,中国有很时髦很高端的互联网用户,但同时大多数网民却盘踞在互联网的底层,他们对互联网的需求与应用往往仅限于聊天、看新闻、打游戏,而无意于在网上克隆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是QQ,百度这一类,而在美国,由于用户群呈扁平状,分层较少,更利于facebook的生存。

或许,中国对互联网内容的严格管制,是影响到facebook类网站发展的更主要原因。人们在网上进行社交,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氛围,但在中国由于政策原因,从话题到图片、视频的交流都受到很大限制,这大大破坏了用户表达的自由度,降低了社交网站对网民的吸引力。这不是说网民们更向往政治性话题的交流,实际上我指的是那些与“性”相关的内容,声色犬马之类。对此,一个据说来自英国的调查结果(操作者是OnePoll.com 网站)或许可以说明点什么,这个在几天前刚刚公布的有2000成年人参加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6%的人会在Facebook上发送调情的文字,甚至多过发送给自己的恋人;35%的人会在上面发布自己的裸体照片,11%的人曾与其在Facebook遇到的朋友发生性关系……。(已发FT中文网,转载请与作者或FT中文网联系。)

2010-11-17

在新浪微博上最先看到上海市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火灾的时候,本来以为是一个平常的小火灾,其意义也不过是微博“公民记者”的现场报道引起广泛围观而已。但随着官方后续报道的陆续发布,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灾难中,这栋28层高居民楼在“明飞火”中烧了足足4个小时,53人在大火中死亡,70人送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7人伤势严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宣布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并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灾难既然发生,自然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大火是不是出于人为事故,有关部门是否救火不力,正在改建的失火大楼工程是否经公开招标等等,但是,即便这场火灾最后被证明纯属天灾,不需要谁站出来负责,单凭其惨痛的过程及惨重的后果就已经足以震撼人心。

在这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最触动我的是人们在灾难中那种无力感,受难者当然是无力的,幸存者的逃生过程也极为惨烈:“我觉得在房间里烧死还不如跳楼死,我不跳没有办法,就从阳台边的脚手架上,一级级滑下来”;围观者者除了百般焦急更是无力,甚至连消防部队都无力。报道说,由于楼层太高,致使能攀升最高的消防云梯也控制不住上窜的火焰,上海市还出动了警用直升机参与救援被困在楼顶的居民,但因浓烟太大,楼顶索降救援最终还是失败。

上海市是蜚声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但面对28层的高楼火灾尤几近束手无策,那中国其他城市如果也面临同样的灾难,后果岂不更是难以料想?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城市里的高层、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不但地产商们为了获得更大利润,纷纷把建筑向高空发展,连很多地方政府也把“高楼林立”、“最高”作为经济繁荣和城市荣誉的象征而对高层建筑加以鼓励。但是,如果消防救援能力跟不上来,谁又能保证“11 15” 悲剧不再重演?

据统计中国目前高层建筑已达近10万幢,其中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1154幢,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被刷新。但国内消防云梯最高也就约100米,而且价格昂贵,至于消防直升机更是很少城市有配备–上海都没有,在“11 15” 火灾中只能派出警用直升机参与救援。

诚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高层建筑越来越多是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而高楼大火的高救援难度也是全球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在发生高楼火灾时只能选择跳楼,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却没有做好。比如,这次火灾给我这个同样居住在高层建筑里的普通公民的反思是:搬到这栋29层高的居民楼已经几年了,还从来没有被组织参加过任何一次消防演习,也没有任何人向居民进行过消防逃生培训,如果面对同样的意外,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次火灾后,有媒体告诉读者,高层建筑火灾逃生应“尽量向下而不是向上”,但11.15火灾中,却有大批居民跑到楼顶等待救援,再看我自己住的楼则情况更差,物业为了防止意外坠落,甚至把通向楼顶天台的铁门都给锁死了。

对于高楼火灾救援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如果从技术上解决有现实难度,那不妨从法律层面加以严格约束以弥补技术之不足,比如,将高层建筑的审批与消防配套更严格的结合在一起,降低避难层设置的标准等,按1995年颁布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公共建筑,应设避难层,用作火灾时的临时避难场所,但现实中,很多开发商却把楼层设计为恰好低于30层,高99米……

2010-11-15

尽管奇虎360宣布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腾讯QQ已经放弃屏蔽360杀毒软件,但这这也仅仅是宣告腾讯和奇虎360之间的所谓3Q大战暂时告一段落而已,而由3Q大战引发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大混战才刚刚开始。这场混战最新的变化则是微软MSN和新浪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双方合作的项目包括微博、博客、即时通信以及门户业务,其重头戏是互相开放平台,如MSN的用户可以在客户端上发布新浪微博。

事实上,在大张旗鼓杀入战团之前,微软已经从腾讯和奇虎360之间的冲突里暗中收益,3Q大战使微软MSN的用户注册量增加不少,有的投行甚至分析称腾讯QQ用户最多流失20%以内,按腾讯最新财报公布的数字,腾讯QQ目前有6.366亿活跃账户,如果真的接近20%,那就最少也是几千万用户,这个分析显然过于乐观了。因为MSN在中国的用户,其总数估计也不到一亿。

从公布的合作内容来看,新浪无疑会从与MSN的合作中收益良多,但由于双方合作仍限于业务层面,并不涉及资本范畴,对于MSN是否从中获很大收益,乃至像一些媒体认为的那样“抄腾讯老底”,就不能不保持怀疑了,坦率地说,我对此并没有很大期待。

msn在中国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借着微软windows平台对电脑桌面的垄断,在微软2006年正式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进入大陆之前,就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用户。很多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现有IM工具中,最可能对腾讯的垄断局面造成威胁,甚至可能最终颠覆QQ的,只有微软MSN,但实际上,MSN从来没有真正威胁到QQ,如今的局面是,据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腾讯QQ在整个IM市场中占有的份额是76.37%,MSN的数字则只有4.34%。19比1,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竞争结局,很多本土IT业内人士都以为,凭借windows的垄断以及内地反垄断手段的匮乏,把MSN交给自己来做,就是闭着眼也能干出更好的业绩。

这还仅仅是用户数量上的区别,MSN更大的问题在于商业模式始终不太清晰,几年来,MSN的变化并不太大,但腾讯却已经以QQ为平台打造出一个庞大的互联网帝国。根据11月10日腾讯发布的截至2010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这个帝国的GDP由以下数字组成:总收入为人民币52亿元,其中光做网络游戏收入就达到人民币25亿元,靠QQ会员、QQ空间之类的社区类增值服务,腾讯也能挣到近16亿。腾讯的QQ空间是模仿微软的Live Spaces而来,而今年9月份,微软刚刚宣布要关闭Live Spaces。

腾讯利用QQ挣了大钱,而微软却只能空守着潜力巨大的中国MSN平台无所作为(有人估计2009年MSN中国的一年总收入仅5000万到7000万美元),像极了金庸小说《天 龙八部》里那个段誉,空有一身震铄古今的绝顶内力,却不知道如何施为。这应该也算是跨国公司陷身中国沼泽地的一个经典案例吧。

不管是微软MSN应付不了中国国情的特殊市场环境也好,还是比尔盖茨本来就无暇顾及中国市场,既然微软自己做不好MSN,那何不将其交给一家专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来做?本着这个猜测,近几年来,市场一直流传着关于MSN股权转让的消息,包括九城、百度、腾讯、网易等几个对象,其中九城明显档次不够,而百度在搜索业务上与微软的必应有重合,给腾讯更是不啻于羊入虎口,那剩下最靠谱的就是网易了,网易搜索上有“有道”,但没什么影响力,在IM上有“网易泡泡”,但搞了多么年已经是名存实亡,如果把MSN交给网易,至少当不了“二奶”,况且,网易向来是互联网商业运营方面的高手,搞增值业务的行家里手,如果接手MSN,至少在“钱途”方面是光明的,介时,网易丁磊定能使腾讯马化腾坐卧不宁。事实上,业界也确实一度认为网易接手msn是“十拿九稳”,但后来这消息最终还是变得悄无声息,而此次新浪和微软的合作,更是彻底将之搅黄。

作为中国互联网业内容方面的第一巨头,在微博推出之前,新浪一直有个大缺陷:它缺乏一个具备足够粘性的平台。固然有很多用户基于习惯通过网页浏览新浪的新闻,但这并不需要用户登录,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新浪停留期间除了点击广告之外,其价值很难再深度开发,而传统新闻用户又因为QQ、旺旺之类的平台及手机报等终端的壮大而面临流失。新浪微博的推出以及成功有可能较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局面,它使无数用户整天通过微博登录挂在新浪上,如果新浪微博能够顶住政策风险不断壮大,其商业价值会越来越大,这还不仅仅是TWITTER在美国的那种商业价值,还有新浪整个商业平台所可能赋予的更多价值,这大概也是新浪股价近来持续上涨的内在原因之一。从这一角度看,新浪与MSN深度合作,收益最大的还是微博,它能加速微博用户群的壮大,而微博的迅速壮大最大现实意义则是可以增加抵御政策不确定风险的能力,正所谓too big to fail。

从微软方面讲,牵手新浪有助于增加MSN的用户数量,但在当前看来,如果在服务及本地化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仅仅是用户数量的增加,尚不足以对腾讯构成威胁,更何况新浪微博与MSN的用户本来就有高度重合的倾向,都是以白领阶层为主,双方的用户数量级又不同,新浪收益于MSN的可能更大,反哺MSN的余地较小。或许,把新浪微博的引入看做是MSN服务的提升更合适,这虽然可能是小看了双方合作的格局,但却是MSN的一个重要进步–在不少用户眼里,MSN的易用性和用户体验跟QQ还是有差距的,如果能够更本地化,更中国特色,而不是拘泥于其全球风格的“大一统”,想必会吸引更多用户。

最后,有个背景值得一提,9月28日,微软做了一项全球性的决定:放弃其博客服务Windows Live Spaces,在未来六个月中大部分用户将被迁移至WordPress博客平台,而在中国博客服务关闭后微软选择的迁移合作对象是新浪,Live Spaces上的用户日志、图片、评论、朋友关系等都将全面转至新浪博客。或许,MSN与新浪的合作的意义也就仅此而已–是微软全球计划的一小部分,当然,也或许因为3Q战争的爆发,两家又在这个博客合作的基础上借势发挥了一下–但也仅止于发挥而已。新浪和MSN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合作,或许体现了中国互联网竞争的格局的改变,但却很难改变互联网竞争的格局。(原文已发布在FT中文网,此处请勿转载)

2010-11-05

曾几何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着类似于“阳光企业”的美誉,它们没有原罪,阳光创业,阳光发展;它们与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是中国企业现代化的标杆……而现在,它们终于也掉进了中国式恶性竞争的大酱缸,从这个角度讲,腾讯、360之争,并不比蒙牛、伊利之争高明到哪里去。

腾讯发布的一封致广大QQ用户的信,把腾讯、360之间的企业大战瞬间推上高潮。在这封信中,腾讯称它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腾讯这个“艰难的决定”意味着,凡是同时使用QQ软件和360杀毒软件的互联网用户,也将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用腾讯QQ呢,还是360?他们必须二选一。

两个企业之间的战争,终于把消费者也拉进来了,而且是不情愿地被拉进来。从围观到被迫参与,两个企业共同的用户中没有多少人喜欢这种身份的转变,人们很清楚,在这种被迫选择中,无论胜出的是腾讯还是360,利益受损的都是消费者,而且这种损害来得如此莫名其妙。

虽然网民们已经开始在微博客上以调侃的态度拿“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这个句式来造句,但我相信,腾讯在使用这一措辞的时候肯定是认真的,是经过艰难博弈的,作为一家超级规模的现代企业,它不会预测不到“二选一”决定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它最终仍敢于做出“艰难的决定”这一事实证明,在这家公司眼中,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要小于公司的利益。

强迫消费者在不同产品之间做非彼即此的选择,这在传统商业领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垄断企业很牛,但它们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比如中石油就不敢说不让消费者用中石化的汽油,中国移动也难以阻止用户使用一移动一联通俩手机,据说,在个别地区有运营商砍竞争对手电缆或者屏蔽竞争对手信号的事情,但这都是在暗中进行的违法行为,它们断不敢公开地给用户发信告之。

腾讯之所以敢于逼用户“二选一”,无非是立足于四点基础,其一是它提供的是免费服务,用户爱用不用;其二,它目前占有垄断地位,多数用户不用也得用;其三,它具有互联网平台,能够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对用户的强迫行为;其四,目前关于互联网上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条文不健全,对企业法律约束性不强,有关部门长期不作为。

这四大基础使腾讯显出非同一般的强势,但作为消费者来说,人们对腾讯也是非同一般的失望,曾几何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着类似于“阳光企业”的美誉,它们没有原罪,阳光创业,阳光发展;它们与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是中国企业现代化的标杆……而现在,它们终于也掉进了中国式恶性竞争的大酱缸,从这个角度讲,腾讯、360之争,并不比蒙牛、伊利之争高明到哪里去。

腾讯这次强势行为,体现了中国式的小聪明,它很可能会不费多大劲儿就击败360,维护了企业的眼前利益,但这种胜利却是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实现的,长远来说得不偿失,它使原本忠实的用户因利益受损变成潜在不忠实用户,区别是,忠实的用户即便在企业危急之时还是拥护你,帮助你,而不忠实的用户,可能暂时会委身于你,但一旦有机会,就会逃离,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埋下了炸弹,早晚会爆炸。

中国具备成为拥有强大商业竞争力国家的很多优势,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有廉价的劳动力,有强力的政府,有正在飞速扩张的、消费欲望巨大的中产阶层。但同时,中国也有一些致命的短板,普遍存在的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即是其一,近年来,无论三聚氰胺还是霸王条款,都体现着企业对消费者利益的不尊重乃至无视。而腾讯与360之争表明,现在连一些中国最具后发优势的互联网企业也已经被同化了,在对待消费者的态度上,它们与传统企业并没有本质区别,要打造世界级的消费品牌,成为商业竞争力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11-02

前几天,河北大学校园交通事故肇事者李启铭的父亲李刚在央视上公开对受害者表示了道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李刚对儿子的所为表示“很痛心、很内疚”,并痛哭流涕,长时间深鞠躬。

尽管受害女生陈某的哥哥并不接受这种道歉,认为这更像是作秀,没有实质作用,也不可能给受害者家属任何安慰。但作为旁观的电视观众来说,心态还是很复杂的。不少人认为李刚在央视上的表现不似作伪,独子惹下那么大的祸事,父子情深,作为父亲悲伤难过是人之常情。还有人认为,央视把李刚拉出来示众,未免稍嫌残忍:尽管犯罪嫌疑人喊了他的名字,但他毕竟不是此案的当事人……

一般来看,李启铭驾车伤人致死,对死者家庭及自己的家庭都是人伦惨剧,不但死者陈某一家是受害者,李启铭自己的家人同样也是受害者,李启铭之父李刚如果是普通人,央视对其进行突出报道确实显得不近人情。但问题是,李刚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全国瞩目的新闻事件中,李刚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这起交通肇事事件之所以能成为重大新闻事件,是因为那句“我爸是李刚”的对话,而“父亲李刚”也由此成为“新闻当事人李刚”,作为新闻当事人,李刚上央视当然是情理之中。李刚的另一重特殊身份是他的官方身份,李刚是保定市某区公安局副局长,大小也算个公众人物,何况,案发地点正是在其所在公安局辖区。媒体对公众人物特别关注当然也是题内应有之义。

从我个人的观感来看,当时我一点都不认为李刚在央视的痛苦流涕是“作秀”,但我好奇的是,他的悲痛中到底有几分是为受害者,有几分是为儿子,还有几分是为了他自己?身为官员而成为负面新闻事件的中心,李刚自身是否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被儿子的案件所牵连呢?所谓“牵连”倒不是说李刚在交通肇事案中会负上什么连带责任,而是说,在成为新闻当事人,被万众瞩目的同时他还会成为无数网民“人肉”的对象,如果李刚平时持身不正,这次载在儿子的交通肇事案上也不是不可能。类似这种事情,周久耕事件早有前车之鉴。这位当年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因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而成为新闻事件当事人,继而被网友通过新闻照片搜索出其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继而被查出收受贿赂,锒铛入狱。

无独有偶,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几天后果然新闻也爆出李刚的一些负面,据媒体报道,已经有网友通过帖子举报李刚父子在保定有5套房,这些房子多位于不错的地段,其中不乏面积颇大的“豪宅”……更有意思的是,连早先被传曾下达过“禁口令”的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也被“牵连”,他被网民指称为一名学术造假者。

由于目前关于李刚的负面新闻多出自互联网,出自网民的匿名爆料,恐不足信,因此,我们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就做出类似“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简单判断,乱搞株连自然更是要不得。但是,较低的可信度也并不意味着媒体就要对网民爆料视而不见,相反,媒体或者相关部门应该对网上提供的信息积极主动地核实,在周久耕事件中,网民、媒体、政府部门之间的积极互动,既曾共同绘制了一张网络反腐“路线图”:新闻事件-网民关注-人肉搜索-媒体追踪-事件放大-司法介入-揪出贪官……成为公民通过网络问政的亮点;而如果最终调查后证明一切纯属子虚乌有,李刚副局长并没有几套房或者这些房子都有合法来源,亦没有其他贪腐迹象,这也能证明李刚是位清廉的好干部,对李刚也是件大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