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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8

继P2P门户BTChina关门之后,著名P2P下载分享网站VeryCD上周末出现重大变化。用户们发现,VeryCD网站上的音乐频道已经悄然关闭,电影和电视剧频道也不再提供下载链接。
几个小时之后,VeryCD网站创始人黄一孟在微博上写道:“7年的心血和积累,说关就要关,说停就要停,没有人能甘心…”,而VeryCD的产品总监张乾则发微博称:“鼻子有点酸,再见,下载。”

据媒体报道,VeryCD关闭相关下载频道的原因是未取得广电总局的视听服务许可证。目前,因未取得广电总局的视听服务许可证即将被取缔的网站包括:影视帝国,VeryCD,猪猪乐园,圣城家园,飞鸟影苑,人人影视,CHD联盟,伊甸园,电影天堂,BT之家,TLF论坛,悠悠鸟,无极BT,BT神话等200多家“非法”视听服务站点。

VeryCD是中国大陆的最大的eD2k资源分享网站之一,于2003年由黄一孟、戴云杰等人创立。据媒体调查,VeryCD的运营公司上海隐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09年12月9日就开始申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但一年多过去了,仍未获得批复。

但来自VeryCD内部的声音却坚决否认了这次调整和“VeryCD没有视听许可证”的说法有关,调整只是网站向正版化转型的必然一步。黄一孟称:“VeryCD去盗版化是顺势而为,目前所需要做的,是如何帮助用户便捷地获取到正版内容”。

作为一家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小型互联网公司,VeryCD网站的一次调整为何会引起媒体与网民如此大的关注?这与它之前所从事的P2P下载分享业务密切相关。VeryCD自2003年9月起,开始将开放源码的eMule(电骡)引入中国,从此以后,每天都有无数网民通过VeryCD分享着包括电影、音乐、游戏、软件在内的各类资源,对相当一部分网民来说,VeryCD就是免费下载的代名词。但也正因为如此,VeryCD也成为盗版资源的大本营,并曾一度因为网络盗版问题被告上法庭。

可以预见的是,以P2P下载分享业务起家的VeryCD一旦放弃以前的主业,转而去“帮助用户便捷地获取到正版内容”,其能否继续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因为那意味着VeryCD将和优酷、土豆、迅雷这样的巨型网络公司进行业务竞争,它们显然不在一个量级上。综观互联网发展史,类似VeryCD这样的P2P资源分享提供者转而去从事正版业务的,基本上都失败了。

最著名也是最早的失败者是Napster。1998年,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的一年级新生、18岁的Shawn Fanning为了能够解决他的室友的一个问题——如何在网上找到音乐而编写了一个叫Napster简单的程序,这个最早的P2P文件分享程序能够搜索音乐文件并提供检索,把所有的音乐文件地址存放在一个集中的服务器中,这样使用者无论在哪里,只要连上网就能把自己拥有的音乐文件共享并下载别人共享的音乐。Napster首创了分散型的个人对个人的信息交换模式,这就是P2P(peer to peer)的由来,它颠覆了互联网诞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服务器/客户”的信息传播方式,令无数散布在互联网上的音乐爱好者美梦成真,无数人在一夜之内开始使用Napster,在最高峰时Napster网络有8000万的注册用户。1999年5月,Napster公司宣告成立,它提供平台,供用户上传、检索和下载MP3音乐。几乎与公司的成立相伴,Napster立刻遭到美国唱片业巨头的围剿,在因为盗版歌曲被法院判令败诉后,Napster转型为在线音乐商店,依靠付费服务生存,但没多久就被迫宣告破产。

另外一个著名失败者eDonkey则与VeryCD有更深的渊源。2000年9月6日,MetaMachine公司的创始人杰德-迈克卡勒伯发布了一款P2P文件共享软件–“电驴”,从此互联网上就有了所谓的“eDonkey2000 network”(电驴网络,简称:eD2k)。与Napster不同的是,电驴网络不止能在互联网上共享音乐,而且还能分享电影、书籍、软件等各种文件。电驴网络迅速风靡全球,到2005年,电驴网络上的用户已经分享了最多达20亿个文件。电驴网络对使用者最大的吸引之处在于他们可以以之方便快速的相互复制交换各种版权文件,因此,电驴网络实际上也是在“分享”音乐,电影,软件等版权工业的利润,很自然招来RIAA(美国唱片业协会)等版权拥有者的系列诉讼。电驴曾一度努力转向正版业务,但最终还是没抗住诉讼负担,在与RIAA达成的和解中,电驴被宣布永久停止开发,并且支付赔款高达3千万美元。

在美国法院对P2P商业软件公司的诉讼中,P2P软件公司的罪名是为其顾客提供非法援助,使得他们能够共享正版音乐和影视文件的盗版复制品,而这些公司是有能力阻止和控制用户的非法行为的,却通过暗示和诱惑用户进行非法盗版传播并从中牟取了暴利,判定代位侵犯版权有两个标准:一是代位侵权者有能力制止侵权活动,二是代位侵权者从他人的侵权活动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虽然作为商业模式的电驴失败了,但另外一款基于电驴网络的开源P2P软件电骡(eMule)却接过了电驴的“光荣”,继续为网民传递文件。由于电骡是一款非商业性质的开源软件,其宗旨“为了快乐和知识,而不是为了金钱”,所以,尽管电骡已经成为了最大的P2P软件,其开发团队却很少遭遇诉讼方面的麻烦。各国版权保护部门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用户和服务器拥有者身上,比如,2009年,美国就有一位女性网民士因为非法下载了24首歌曲而被唱片工业四巨头起诉要求赔偿192万美元。

VeryCD网站通过在中国传播电骡软件起家,但它却在宣传中自称“电驴”,这一做法因其误导性曾经屡受电驴粉丝们的诟病;VeryCD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的商业性与电骡“为了快乐和知识,而不是为了金钱”宗旨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被VeryCD修改过搜索功能的电骡软件更像VeryCD网站的下载客户端,这导致用户高度依赖VeryCD网站各个频道推荐的ED2K链接内容,以至于一旦当VeryCD网站遭遇倒闭风险时,用户就仿佛遭遇P2P末日,很多人惊呼互联网将“回到盗版影碟时代”。而实际上,电骡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可以不需要经过任何Web网站交换文件,通过搜索获得资源。VeryCD对电骡搜索功能的修改虽然强化了用户对网站的依赖,但却也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失去了抗打击能力。

事实上,很难说VeryCD对电骡的修改是出于自愿。P2P软件使文件的自由传输成为可能,它从技术上大大削弱了传统老大哥模式对互联网内容的监控,这导致大量色情信息以及敏感内容通过P2P软件海量传播,于是,VeryCD不得不在电骡搜索中过滤敏感字符,以确保内容安全,但这种过滤其实很容易被破解。因此,直接限制类似VeryCD这样的P2P网站往往比修改电骡软件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VeryCD死于盗版,不如说它是死于敏感词。

中国P2P网站面临的另外一大压力来自网络服务提供商。众所周知,电骡、BT类软件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网络带宽的过度占用,在中国,固定互联网收费几乎都是按照时长计算,面对同样时间单位内不断增加的流量,成本投入越来越多,收入却没有增加,运营商当然不会毫无反应。早在几年前,就不断有各地运营商封锁P2P下载的新闻见诸媒体。

在美国,支持盗版是P2P软件遭遇打压的最主要原因,但在中国显然不能等而论之,因为除了VeryCD的电骡之外,还有迅雷、快车、QQ下载等软件都有类似文件共享的功能,至于百度文库等文件共享网站受到的盗版质疑声则更盛,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归根结底,VeryCD之所以遭遇今天的尴尬境地,多半还是因为它没有及时做大,如果它有土豆网、迅雷网一半的规模,想必不会为一张许可证愁眉苦脸,而有关部门在施压的时候也会思量几分。

从反盗版的角度看,几乎与VeryCD同时创立的迅雷应该更头疼,作为国内用户量最大的下载软件公司,迅雷在过去几年曾面临多起诉讼。但近年来,迅雷一直在扩张与转型,依靠下载软件拢聚的庞大用户群,迅雷发展成为一家提供视听娱乐服务为主的互联网公司,还连续推出商城、游戏等业务,每年数亿元的收入已使它不必担忧一般的政策性风险,从这个角度讲,“too big to fail”的金律在中国互联网业界其实也一样行的通。而VeryCD网站,在错过前几年的政策宽松期后,机会恐怕不多了。

VeryCD等一系列P2P网站的倒闭或转型,多少有几分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内容共享黄金时代的结束,在过去十年间,说是法制的疏漏也好,技术突破管制也好,伴随着网络与带宽的扩张,网民们自由地分享来自全世界的电影、电视剧、唱片、书籍,他们自愿地上传文件、自愿地充当服务器、无偿地翻译字幕……这自然有些是侵犯了版权者的权益,但对低工资高文化消费的内地网民却又是一种补偿。现在,这一切似乎就要结束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那些习惯了免费获取网络资源的中国网民来说,习惯付费应该不是问题–现在就算风评很差的国产大片票价卖80元中国观众也一样趋之若鹜;问题或许在于:是否有足够的高质量正版内容可供购买,只怕现在失去的很多资源,将来付费也难以买到。

2011-01-18

上周五,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在其官方网站公示《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办法》中,工信部提出一系列警告,包括互联网公司不得拒绝向用户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对其他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实施不兼容,也不得影响客户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等。

按照惯例,中国政府部门在出台新规章之前总要面向外部发布一个征求意见稿,《办法》也不例外,社会各界可以在2月14日之前向工信部提出意见或建议。

很显然,工信部网络新规的出台有其时事背景,这甚至从《办法》条文种即可窥到,比如,第六条列举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市场活动中不得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二)、(三)项,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为前段时间腾讯、360不兼容事件两大当事者量身定做。在那场几乎引起中国全民瞩目的被称为“3Q大战”的恶性竞争事件中,腾讯(Tencent)和奇虎360(Qihoo 360)为了争夺用户而相互攻击,最终甚至影响到用户对互联网的正常使用。

“3Q大战”暴露出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一大问题:在企业竞争领域,还存在着监管空白。据腾讯CEO马化腾后来说,在腾讯和360长达一个多月的3Q大战中,“没有任何相关部门出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为此,在本周正在举行的深圳市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马化腾还联合23名代表提出今年人大的“一号议案”,呼吁出台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条例。

由于近来中国互联网市场类似“3Q大战”这种丛林法则式的恶性竞争层出不穷,工信部通过颁行新法规强力介入互联网市场,可谓师出有名。这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的网络监管局面在未来将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通过网络新规赋予的权力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互联网领域又多了一个握有实权的管理者。之前,尽管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市场一直在狂飙突进,飞速扩张,但政府的介入其实并不多,对互联网的管理更多地是限于信息内容方面。直到最近,由于市场上确实出现了较多的乱象,呼吁对企业加强监管的声音才逐渐多起来。

如何监管互联网领域的企业行为,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几乎在中国工信部出台监管新规的同一时间段,美国也正在就类似的事情争议不休,争议的焦点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是否应该确立网络原则,以及是否应该通过网络中立原则对互联网采取监管措施。所谓网络中立,最早在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叫吴修铭的华裔教授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如果用户购买了互联网接入服务,他应该能够使用任何互联网服务,不管是视频、音乐、电子邮件或是VoIP服务;而且网站也应该对所有用户都是无歧视的,互联网应像电网那样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中立性创新平台,坚持自由和开放。一个检测网络中立立场的简单中国例子是:你是否支持网络运营商对bt软件用户无休止的占用带宽下载东西进行限制?工信部是否应该干预运营商对用户的限制?

在争议多年之后,“网络中立”已经几乎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成为左右派分野的标志,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表示支持“网络中立”政策,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则反对“网络中立”立法。

如果说FCC是试图先确立一种原则,再根据原则对互联网进行监管的话,那么工信部的做法则要简单直接的多,在立法时它更多采用的是列举法。综观《办法》全文,从弹出广告到软件卸载到用户隐私保护,涉及范围很广,条文很细,而且很有针对性。

这些细节与针对性使《办法》内容显得很有现实意义,但规范过于细致应时却也不可避免引发一些疑问:作为部门立法,一旦颁行,必然要应用一段时期,而互联网又是一个创新不断、日新月异的行业,《办法》条文过于应时,是否也意味着容易过时,未来很快出现新问题怎么办?就立法来说,条文的“粗”与“细”是相对而言的,各有利弊,但在互联网这个快速变化的新兴领域,还是应该把视界放高,宜“粗”不宜“细”,多归纳少列举,否则,将来面对新生现象执法部门很容易被缚住手脚,法规权威也因此而受到损害。

事实上,按《办法》现有条文,或许连一些正在发生的热点也无法涵盖到,比如,前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移动QQ低成本消耗网络资源”事件已经引发运营商与腾讯之间的矛盾,但在《办法》中却很难找到指导意见。

虽然《办法》中列举了不少需要规范处罚的事项,显得很细致,但由于互联网相关领域需要规范事宜过多,很难被条文穷尽,其实际执法效果或许还不如少列举、不列举。比如,《办法》专门在第十一条对弹出广告作出了细致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面对成千上万的网站,管理部门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监督执行就很值得怀疑,而如果条文不能得到执行,法规权威则必然会受到影响。如果《办法》中的一些条文最后因此变成“执行也可不执行也可”,则后果更不堪:这很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进而产生权力的滥用。

是直接扑上去解决矛盾,还是先致力于明晰互联网治理的规则与确立规则的原则,使业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从逻辑上讲,在中国的丛林法则式互联网竞争环境中,引入更多的政府监管不是一件坏事,但中国还有另外一种国情:所谓“一放就活,一抓就死”。之前,互联网作为新生事物而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几乎放任般的自由环境中,中国互联网蓬勃成长,凭着后发优势一路杀出国门走向国际,其竞争力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同类企业相比都不遑多让,实际上创造了中国企业的奇迹。如果承认宽松的监管环境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就必须当心,在更多监管到来之时,监管可能会伤害到企业的自由竞争和创新能力。政府部门从来都有扩张权力的原始冲动,如何使网络监管不至于蜕化成为一场权力盛宴,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人们也还没有忘记去年三个管理部门在网游领域互相争夺的尴尬故事。

从这个角度讲,或许应鼓励互联网企业更多地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通过主管部门的处罚解决纠纷,《办法》实际是建立在《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国家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从长远来说,应用法律解决问题,将会更有现实意义,更有利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健康发展。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1-01-16

1月14日,工信部在其官方网站公示《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工信部对此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并请社会各界与2月14日前反馈意见。

通过网络新规赋予的权力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互联网领域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在高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恶性竞争以至严重危及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基于此,工信部制定应对之策,值得肯定。

综观《办法》全文,从弹出广告到软件卸载到用户隐私保护,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极有针对性。比如,《办法》第六条列举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市场活动中不得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二)、(三)项,几乎就是为前段时间腾讯、360不兼容事件两大当事者量身定做。在《办法》中,类似规范细致列举的条文不在少数。这彰显出,工信部出台法规的效率确实比较高,同时也表露出工信部急于介入监管的迫切心态。

这些细节与针对性使《办法》内容显得很有现实意义,但规范过于细致应时却也不可避免引发一些疑问:其一,作为部门立法,一旦颁行,必然要应用一段时期,而互联网又是一个创新不断、日新月异的行业,《办法》条文过于应时,是否也意味着容易过时,未来很快出现新问题怎么办?就立法来说,条文的“粗”与“细”是相对而言的,各有利弊,但在互联网这个快速变化的新兴领域,还是应该把视界放高,宜“粗”不宜“细”,多归纳少列举,否则,将来面对新生现象执法部门很容易被缚住手脚,法规权威也因此而受到损害。其二,有关部门是否因此变得承则过多,权力过大,如何避免可能因此产生的不良现象?

事实上,虽然《办法》中列举了不少需要规范处罚的事项,显得很细致,但由于互联网相关领域需要规范事宜过多,很难被条文穷尽,其实际执法效果或许还不如少列举、不列举。比如,《办法》专门在第十一条对弹出广告作出了细致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面对成千上万的网站,管理部门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监督执行就很值得怀疑,而如果条文不能得到执行,法规权威则必然会受到影响。如果《办法》中的一些条文最后因此变成“执行也可不执行也可”,则后果更不堪:这很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进而产生权力的滥用。

既然工信部制定《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维护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那么,就不应不防《办法》内容有可能导致的政府在监督管理中牵涉过多、过细的现象。在很多时候,自由市场竞争比监督管理更能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和谐竞争局面。工信部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的中心是“公平”二字,强调的是基于用户利益的网络中立。体现在针对运 动员的“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针对裁判的“公平公正、用户至上、及时协调、依法处理”原则。但如果由此导致某些部门权限过重,插手太多,又缺乏监督的话,则不排除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由于互联网同时是信息内容载体,具有媒体属性,国务院相关部门本身对互联网已有严格监管,如何避免《办法》内容与已有监管办法产生冲突,使被监管者明确工信部职责范围,避免出现多头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办法》中提及很多涉及责权的重要专有名词,但却并没有专门释意,这很可能会对未来《办法》的执行造成麻烦,比如,《办法》在多处强调维护用户合法权益,还专门提到“不得无正当理由,单方面拒绝、拖延或中止向用户提供服务”,但何谓互联网用户,缴费使用者算用户,免费使用者算不算用户,所享有权益有无区别?再比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又如何定义,网游企业是否涵盖在内,360等在线杀毒企业呢?

只要内容合理,《办法》的制定对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利无害的,但亦应注意到,《办法》实际是建立在《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国家已有法律的基础上,在解释与应用《办法》之时,必须以上位法为优先。很多时候,对于一些相互间存在严重纠纷的企业来说,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通过主管部门仲裁解决,反而更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原发《新京报》,博客内增加内容较多。)

2011-01-13

虽然1月19日开始才是春运,但是回家的车票话题已经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焦点。25亿多人的春节大迁徙,使得“春运”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敏感都难。

几天前,位于上海的《东方早报》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总有不回去的难处。”熊良山说。

按媒体报道,使熊良山夫妇不能返家的难处主要是两个成本,一是金钱成本:火车票231元+16元+吃饭20元+转大巴车69元=336元;再就是时间成本:火车31个小时+1个小时大巴车=32个小时,排队10小时。

如果我是熊良山的乡亲长辈,我就要好好说道说道这两口子,所谓亲情大如山,尽管回家很艰难,票也不好买,但春节回不了家,平时总能回家吧。因为行路难而多年不敢回家,这对夫妇做得有点过了,在反映农民工春节返乡难这个话题上,媒体选择的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了。

尽管熊良山的例子有点极端,但它却反映出中国春运的一种新趋势: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大发展,税收持续增长,铁路里程不断加长,车速也一直在提高,但每年春运的紧张形势,却似乎并未随之缓解,老百姓的返家路甚至有越来越难的倾向。如果说熊良山一家尚属个案,那么去年新发生的珠三角农民工组摩托车大军返乡现象则涉及有十万之众。据当时的《南方日报》报道,春节前10天,由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返乡农民工组成的10万“摩托车返乡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他们拖家带口,餐风露宿,千里奔驰,只因为票难买和票太贵两点原因。

春运紧张是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居民城乡二元分布格局、出行习惯、运力限制等深层次原因,至少从目前来说,“根治”春运紧张可说是一种奢求。因此,有关管理方一直本着改良的原则应对春运,在2009年,总书记****就针对春运下过这样的指示:“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并公布于众,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铁路部门去年也推出过实名制购票这样的改良新举措,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

多年以来,春运的主要问题一直是“票难买”,不太存在“票太贵”的问题,而现在的情况则是,“票难买”的老问题还未改良,却又出现了“票太贵”的新问题,票价高昂又成了妨碍国民回家团聚的一大门槛。

“票太贵”为什么成了中国春运的一个新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可能是民众用于购买车票、春节回家的可支配收入较以往减少了,以至囊中羞涩,使车票支出在群众眼里的相对价值变高了;其二,可能是车票普遍涨价了,老百姓因为回家团聚而肩负的负担变重了。

或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众所周知,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和政府税收一直在高速增长: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10年,除了2009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均2倍于同年GDP增速。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很难赶上GDP和税收的增速,这就导致老百姓拥有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比例中的缩水,再加上物价上涨,教育、医疗、住房几座大山的重压,如果说一些群众因此对返家支出变得更敏感也很正常。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很多旅客眼里,近几年中国火车票的平均价格确实提升了,尽管暂时还没有相关统计数据支持,但随着动车和高铁的运营,曾经饱受农民工欢迎的价格低廉的绿皮车的消失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提速与提高舒适度的同时,票价也被大幅度提高,对一些人群来说,票价甚至贵到不可承受的地步,比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还有大学生。据报道,即便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不少大学生也由于负担不起沪宁高铁的票价而改坐长途汽车返乡。在刚刚开始春运售票的上海火车站场,上海到成都的硬座票5分钟内就卖完了,但同一天发售的高铁车票却仍有较多剩余,不见排队长龙,购票者寥寥无几。

事实上,虽然对全中国来说,春运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民生问题,但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却更像是一场饕餮盛宴。在这个一票难求的特殊事件段,由于消费者对票价不再那么敏感,铁路部门如果乘机提价的话,很容易赚个盆满钵满。据说,从2011年1月11日起,上海与重庆、成都已经开出了豪华动卧,最贵票价为2330元,堪比五星级酒店房价,而这还是打了7折的价格。

如果说在短期内“票难买”还将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老问题,那么有关部门至少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使“票太贵”不至成为妨碍民众回家团聚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政府对春运动车、高铁票价进行补贴–只要舍得铁路部门短期内不赚钱,甚至亏钱。这在经济上或许是不智的,但如果按中国政府一贯算大帐的思维理解,其实稳赚不赔。其间道理就跟政府投入巨资办奥运、亚运一样,补贴春运收获的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在中国,人们往往习惯于称呼“铁道部门”而不是“铁路企业”,这表明,铁路运输在中国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铁路由国家实行垄断运营,不但具备商业性质,更具有公益性。它不但要追求投资回报,更要顾及社会公共利益。

实际上,由于近年来中国在动车、高铁方面狂飙突进似的进展,“票太贵”现象已不单存在于春运期间,而成为一个普遍问题。春节期间,票虽然贵,但总之是不愁卖,而在平时,则可能导致列车空驶,资源浪费,去年底,就就有一则名为《触目惊心:空空荡荡的沪杭高铁,一人坐一节车厢,无奈的奢侈!》帖子风靡论坛,帖子里附上了数张照片,其中一张内容为网友11月1日搭乘从杭州到上海虹桥G7312次沪杭高铁列车的车票,另外两张分别为“整车无人的一等座”和“我一个人的二等座车厢”。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铁道部门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而增加高档次车,提高票价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之前修建铁路的巨额投资,现有的高票价甚至连“赚取利润”都说不上。据铁道部透露,中国首条实现盈亏平衡的高速铁路–已经运营了两年的京津城际铁路如今的票款收入也不过是仅与当年发生的维修费用、人工成本、折旧率等营运费用相抵平衡而已,如果包括拆迁费用、建设费用、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等费用,实现盈利至少要二十年以上。但是,在中国与民生相关事项,单从纯经济角度出发有几件办好过呢,教育,医疗,还是房地产?

要解决“票太贵”的问题,除了铁路部门推进改革,加强监督,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之外,政府对高铁、动车票价实施必要的补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据铁道部透露,在国外铁路票价大部分由沿线各地政府补贴,而在中国却仅有成灌铁路实现了“补贴制度”。之前,中国已经在高铁建设上投资了数以万亿的资金,何吝再投一部分资金补贴票价,拉动以起画蛇点睛之效?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0-12-24

1927年,刚刚创刊四年的《时代》周刊首次评选年度人物,在中国烟台长大的几乎同样年轻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这一称号颁给了25岁的查尔斯·林白,以表彰其在拉近人类距离方面的贡献。那一年的5月,林白驾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市飞至巴黎,实现了人类首次不着陆飞越大西洋的壮举。

从那以后,越来越成熟的《时代》周刊再没有把年度风云人物这一殊荣颁给30岁以下的年轻个体男性,直到2010年。上周,2010年度的《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被颁给了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26岁的扎克伯格仅比当时的林白大一岁,这两个年轻人当选的理由颇为相似,如果说林白是在物理上拉近了人类之间的距离,那么扎克伯格则是拉近了人类间精神上的距离,《时代》周刊评论说,他通过在互联网上“创造一套交换信息的崭新系统”,“让5亿多人成功连结在一起,并在他们之间绘制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像每年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一样,扎克伯格的当选有一些争议,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始人阿桑奇更应该当选,他在2010年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其中包括一些大国政府;另外一些人则更认可twitter的创始人,Facebook确实火,但它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微博才是当今社交网络领域的新贵。

尘埃落定的一刻,争议已不再重要。无论是扎克伯格、阿桑奇还是twitter的创始人,其共同点令人一目了然,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成功,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促进人类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了解–虽然方式有所不同,阿桑奇是强制解密真相,而扎克伯格则提倡主动分享真实。

《时代》历史上另一位当选年度人物的年轻人是1952的伊丽莎白女王,当时她刚刚继承了大英帝国的王位,但扎克伯格却是自己创建了一个“国家”。扎克伯格公认的贡献是通过他创建的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连结了5亿以上的网民,这个数字是如此之大,如果按数量计算,facebook是全球第三大“国家”……但facebook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改变了人类在互联网上的交流方式,如果说之前的互联网是以“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匿名为特色的话,facebook则试图让真实和信任重新回到互联网上。这一点甚至连谷歌也做不到,在谷歌上,如果要了解一个人,你往往只能搜到一个很老的个人主页,一些失效的链接以及过去几年他写的陈旧论文,但通过Facebook,你不但可以了解他的生日、住址、简历,以及他妻子、儿子和继子的照片,甚至还能知道他喜欢自制啤酒,看卡通,知道他在担心儿子参加的足球赛会不会因为下雨取消,还包括问朋友他家中央供热系统的叶轮是怎样工作的……由于以真实信息为基础,facebook就像一个现实社会的网上复制品,但却比现实社会更平等、亲切。

facebook、维基解密还有twitter(微博)的壮大,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持之以恒追求真实、真相、真知灼见的应然结果。按《圣经》记载,这种追求甚至从上帝创人之初就已经开始。《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人类联合起来试图兴建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误会重重,偏见、误解、歧视、迫害、战争遍布人间,心与心的距离成为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

《圣经》上的宗教故事或不足信,但人类对真相的追求,对消除隔阂、实现彼此了解、互相信任、宽容的愿望却绝不为假,正是在这种愿望的驱动下,互联网才实现了从早期匿名天堂向真实社交网络的过渡。或许,面对那些人性天然的弱点,那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偏见与隔阂,facebook之类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或许即便在整个互联网的未来也无法架通巴别塔,但至少,扎克伯格们把这个世界沿着更开放、更公开、更透明推进了一段距离,这已经足够了。

上周,发生在几家知名电子商务企业——京东商城、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之间的价格大战引起不少网民与媒体的围观。

由于当当网CEO李国庆和京东商城CEO刘强东都是通过微博这一自媒体来宣布降价举措和互相攻击的,所以,这场价格战显得很有华山论剑似的江湖气,例如,刘强东宣战的口气是这样的:“刚有个网友发来短信抱怨,说老刘你的书是便宜,但也就便宜5%-10%,不给力啊。我说便宜多少才算给力?他说20%。我说:好,我们调整比较系统,从下周二开始,每本书都比对手便宜20%!”刘强东另外一条微博说:“如果网友们发现任何一本书的会员价没有便宜20%以上可以举报。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继续降价,确保便宜20%以上!直至价格降到零!!”;他还直接挑逗李国庆:“国庆准备好了吗?”

那几天,当当网刚在美国上市成功,李国庆也正站在人生巅峰,岂能轻易认怂被灭了威风,于是高调应战,价格战开打。

在观众来说,这场价格战看起来就像两个菜市场的贩妇因彼此斗气而不计成本的大甩卖,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简单,身为业界大佬,刘、李二位不可能象市井贩妇那样意气用事,在公众面前,商界精英的一举一动往往都有精确计算。

对于这次京东发起的图书价格战,有观察家认为是京东向网上沃尔玛进军的一个标志,从战略上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全面考量的话,会发现,刘强东的战术目标则更为精明。其一,目前中国市场上几家领先的B2C企业都想发展成大而全的网上沃尔玛,但各自的根据地不同,京东是以3C为根据地,而当当、卓越是以图书为主业,京东在图书领域发起价格战,即便亏本促销,给当当造成的损失也远远大于自身损失,能达到抄敌人老巢的效果。如果接下来当当要有力反击,大概也会在3C领域抄京东的老巢;其二,京东的特色是销售高单价的3C产品,这虽然创造了惊人的销售总额,但在用户总量上却与当当、卓越有一定差距,如果通过赔本卖书增加了大量注册用户,把大量消费在10-100元的顾客转化为家电顾客的话,未来一定能从家电的利润里补回来;其三,由于3C产品的用户总量有限,京东在物流建设上更容易亏损,而物流一直是京东的短板,如果通过销售图书、配送图书做大客流、物流,则有助于把一个强大物流队伍建设起来,甚至养起来,即便图书亏本也很划算。

尽管这场网商价格大战更像京东商城策动的一起炒作,但其结果,却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商人打价格战,消费者当然获益,这算一赢;降价竞争所引起的公众关注也将有助于电子商务市场整个蛋糕的做大,很多以前并未尝试过网购的消费者会加入进来,其结果是竞争促进了全行业的繁荣,这又是一赢;如果激烈的竞争持续进行下去,依照市场规律,不但能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优化了资源配置,而且竞争也将由简单的价格战升级为服务战、质量战,有利于全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又是一赢。

关于中国电子商务业的价格战,目前有两种看法比较流行,一种是当当李国庆的“服务取胜说”,所谓“价格战是个假命题,都降了谁也没有价格优势。多数顾客需要服务而不是2-3元的价格优惠”;另一种是“资本取胜说”,即网商不应该计较降价所带来的亏损,只要有了市场份额,未来一切都可以在资本市场得到补偿。这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价格战当做一种工具,而实际未必如此:从当前的中国现状来看,价格或许正是中国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价格战不是假命题,而是网商们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真命题。至于服务,则只能是社会下个阶段的核心,这从当下中国公众对菜价、肉价、房价、车价等无比敏感的现实可以看出一二。

中国电子商务业近几年的飞速壮大,无论是当当淘宝,还是凡客京东,其实正是与传统行业进行价格战的结果,当然,这也要辅之以物流、支付等体系及消费者信心的成熟。

中国消费者目前面临双重尴尬。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场,中国制造以价格低廉闻名全球,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现在有产品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消费者收入比国外低,同样商品却常比国外卖的贵,一双耐克鞋美国市场卖30美元,中国却要7、8百人民币……究其中原因多多,一言难尽。但在事实上,这传统商业领域解决不了的双重尴尬,却可能正是中国电子商务企业未来繁荣壮大的基础,过剩的产品、过高的价格,将为网商们发起更激烈的价格战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合理依据。那些有能力不断降价的网商,既刺激了内需,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又满足了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可谓上承天命,下应民心,将是中国市场上最后的赢家。

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市场上并没有诞生出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巨头,但起步较晚也可能成为一种后发优势,而直接通过激烈的价格战打出一个网上沃尔玛。同样的道理,在国际市场上,作为国家竞争力之一,中国价格与中国制造一向密不可分,而来自互联网上的激烈价格竞争则有可能把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发挥到极致,帮助中国企业与产品绕过重重中间环节的盘剥,直接打到国外,打出品牌。

激烈的价格竞争有可能引发负面效果,但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无论是液晶价格战、汽车价格战还是电信资费战,最终的结果都是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行业也获得了壮大。其原因是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普通中国消费者尚处在对产品价格格外敏感的阶段,而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垄断、高运营费用、高管理费用、不诚信等因素的影响,使中国多数行业存在较大的降价空间。

最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网商向传统家电业发起的价格大战。之前,国美、大中、苏宁等家电连锁销售商的出现,曾经一度摧毁了被传统百货业垄断的家电销售高利润空间,但随后,凭借大范围的广告轰炸、复杂的返券促销手段以及渠道垄断,中国大城市的家电销售市场却又形成了类似于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对消费者来说,家电价格一直不如IT产品透明,他们被每周末例行的各种返券搭售促销活动搞得昏头昏脑,零售商拒绝明码降价本身,就已经证明可能存在的猫腻,但网商的介入,却有可能深刻地改变这种局面。“在广州番禺卖一台42英寸液晶电视,价格是6000元,但现在在网上用4000元就能买到,还可以快递到家”——消费者如此在媒体上感叹。价格大战的结果,是打掉了行业暴利,是网商每年200%的快速增长速度,消费者高达数成的费用节省,当然还有传统销售渠道的革命甚至摧毁,但如果这象征着进步,象征着更好新秩序的建立,激烈的价格战又有什么值得害怕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0-12-15

2010年岁末,中国网游业一片风声鹤唳,从11月底以来,中国的不少著名网游公司金山、完美、久游、联游等都爆出裁员裁员消息,其中8月份刚刚在唐骏强力运作下借壳大华建设登陆纳斯达克市场的联游,由于股价一直低于1美元,甚至还可能面临退市的风险,而运营著名网游《大航海时代OL》的中荣巡游更是爆出无公告停止服务事件,被用户怀疑“要跑路”……恐惧气氛不断在蔓延,使整个网游界人心惶惶,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接下来或将有更多网游公司采取裁员举措。

网游公司裁员是最近中国网游整体市场下滑的一个客观反映,也可能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式网游开始塌缩的前兆。

所谓中国式网游是指以“普通玩家免费+道具收费”为特点的网游运营模式,最早源自韩国,但“发扬光大”却在中国。自从2005年左右盛大、巨人等开始大力拓展此模式后,中国网游业就迎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到2007年,中国式网游的战绩可谓辉煌:盛大网游的季度收入同比增幅达到50%,金山是122%,巨人是1****%,搜狐是473%,网龙是699%,完美时空更是达到了空前的1474%,季度利润同比增长 2107%。

受此激励,中国网游公司纷纷放弃计时收费的传统运营模式,杀入道具贩卖市场。而在欧美,尽管各大网游厂商仍在维持原有的运营模式,但面对中国式网游的高利润也不由得蠢蠢欲动,比如EA创始人,现任数字巧克力公司总裁崔普·霍金斯就在他的博客里对中国式网游表示艳羡,认为美国网游应该迅速引进道具销售模式;《魔兽世界》总设计师汤姆·奇尔顿也曾表示,《魔兽世界》有转向免费的可能。对此,有魔兽玩家调侃说:“中国终于开始输出价值观了!”

可惜,这种有可能被中国输出向世界的“价值观”,现在连中国本土的增长都有点保不住了。在去年iResearch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称鉴于中国网游几年来的快速增长,到2012年,中国网游市场规模将达到680亿元,占全球网游市场规模的一半。但从目前看,这一预言实现的可能性显然已经微乎其微。据易观国际监测数据显示,中国网游市场的环比增速在2009年第二季度达到12.10%的高点后,一路下滑,到2010年二、三季度,网游整体收入规模甚至呈现连续环比下降趋势(尤其还囊盖了学生纷纷放暑假的网游旺季),如果加上对第四季度的预估,2010年中国网游市场规模将徘徊在300亿元左右。

如果考虑到在近两个季度实现增长的两个行业巨头腾讯和网易的具体情况,整个中国式网游业的形势恐怕会更加严峻。因为腾讯的成功主要来自其庞大的QQ用户群,而且玩家消费多以小额支付为特色,而网易则有赖于其对魔兽世界的代理–魔兽世界是一款计时收费游戏。蛋糕没有变大,但被腾讯和网易切走的那块却大了不少,留给中国式网游运营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未来,在中小运营商之间,将出现更惨烈的自相残杀。

网游市场整体规模的萎缩,究其原因,有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外挂横行、政策影响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网游消费者,对近年来网游企业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敛钱模式的直接反应,是网游业因其自身高度贪婪而招致的市场报复。近年来,中国网游运营商确实获得了世界最高的增长率、利润率、ARPU值(每活跃用户平均消费),但它们付出的名誉上的代价却也是巨大的,短期内难于弥补的。

网游界或许因其能赚钱而洋洋自得,但在消费者眼里,中国式的网游是什么形象?有人说像中国的臭豆腐,运营商吃起来很香,但消费者闻着却很臭;有人则直接指斥其为“房地产+国足”,房地产是指其暴利,而国足则喻其臭名昭著。在批评者眼里,中国特色的“免费”、“贩卖道具”的运营模式,把所谓“欲望消费学”发挥到极致,其代价则是经济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丧失。

几年以来,我以体验者的身份持续且深入地观察了中国式网游企业如何转入“欲望营销”的整个过程。一开始,网游企业按时间收费,消费者不过每月支付十几元、几十元而已。后来,在暴利的驱使下,网游企业纷纷转而将游戏免费而靠贩卖道具(游戏装备等)谋利。免费模式由于其低门槛而吸引了无数学生及城镇青年加入,然后再利用他们的虚荣心、炫耀心、好胜心、暴力心、低自制力等人性弱点来实现道具的畅销和不断更新与淘汰。以我的亲眼目睹,在游戏里年花费几万元的比比皆是,十几万元的并不罕见,上百万元的绝非仅有;我也曾目睹地方钢厂青工每月只等着发奖金那一天去买装备的可悲情景。

更可悲的是,中国网游的消费者为网游业贡献了世界最高的ARPU值,但基本权益却往往得不到保障。在游戏里,道具已经被直接或间接按人民币销售,一件极品衣服往往几百、上千,比现实中的衣服并不便宜,但作为虚拟物品消费者却无法保障其合理利益,装备无故丢失或迅速贬值的情况时常发生,却只能遵循运营商的霸王条款解决,即便投诉消协也无济于事。近年来,网游业一直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游戏运营商随意变更服务内容、服务范围和服务期限;游戏积分和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遭到盗用;运营商随意封停消费者的游戏账号等都是投诉内容。

中国网游能攫获厚利的基础是本地高达3亿的网游用户,但据CNNIC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3亿网络游戏用户中,月收入低于2000元和高中学历以下的人群都超过了70%,30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接近60%。面对这个在心智上还比较单纯的用户群,中国式网游企业采取了很多至少不能称之为“道德”的营销手法。比如,一些企业现在还在利用准色情网站去弹出注册页面广告进行推广;它们曾经一度热衷于请艳照烂女、话题女王、全裸女模等“绯闻女孩”甚至干脆直接是境外色情影片明星充当代言人(后来被政府喝止);有的公司在全国各地招聘“美女”充当玩家,以满足游戏中某些玩家“抱着美女去战斗”的需求。网游企业千万百计降低玩家加入游戏的门槛,一旦进入游戏后,则有的是办法诱发用户的欲望消费。免费模式只是降低门槛办法的一种,在游戏开始转向3D模式的时候,中国网游企业却出现了向2D模式的倒退,其原因大概是这种模式对电脑系统的要求更低,更易在乡镇网吧推广,中国的无数乡镇青年虽然“荷包”不鼓,但消费热情却比城市消费者更容易被激发。一些网游企业向乡镇派出大量促销人员。

中国式网游之所以被“发扬光大”,与中国经济社会中那些久而有之的乱象息息相关:缺乏管理与管制、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长远目光、过分逐利、道德底线低下等等。虽然来自各界的批评从未间断,但由于它的危害性远较三聚氰胺奶粉之类更隐蔽,再加上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人群普遍无体验,因此并未能引起政府更多的重视。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规范网游市场的政策,但往往执行力度欠佳,有的甚至形同虚设。事实上,在一些官员眼里,网游业因其增长速度及在世界市场的突出位置,甚至可以算作一种发展新兴产业得力的政绩。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常会因为争夺网游业的管辖权明争暗斗,比如,前不久,一番复杂博弈之后,中国网游业的主要管辖权就从新闻出版署被移交到了文化部。

消费者虽然有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但却肯定不是傻子,面对钱袋日瘪和粗暴的服务,他们总会有从“欲望”中觉醒的一刻。开始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换个游戏玩,这在市场上体现为中国式网游整体规模继续增长但单个游戏的寿命却越来越低,而当他们一旦发现“天下的乌鸦一般黑”,网游整体市场的增长就开始停滞乃至萎缩,中国式网游企业将会为其曾经的精明与繁荣付出代价。根据CNNIC的调查报告统计,从2009年底到2010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仅较2009年末增长11.9%。创下近五年来的最低增幅。

中国式网游企业并非意识不到来自消费者的报复,但他们目前正处于一种首鼠两端的两难境地。轻易获得的暴利如同吸毒,难于舍弃,骤然转型财务报表会很难看,有的业内人士甚至向我表示他们已经可能不会运营计时收费的游戏模式。在一番反思之后,盛大和巨人相继推出了《永恒之塔》和《绿色征途》等修正运营模式,其中《永恒之塔》甚至直接回到了计时收费模式,但至少在目前看并未取得成功,玩家反映,虽然《永恒之塔》实行计时收费模式,但却仍在搞抽奖、贩卖道具、短信包月特殊用户特殊奖励等活动刺激用户的欲望消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产品质量普遍雷同且欠佳的情况下,从免费转向计时收费模式,运营商还将必然面临基础用户大量流失的难题。

东亚网游这种通过贩卖道具谋利的模式早期诞生在韩国,被称为“泡菜游戏”,但在韩国,政府已经高度认识到网游对一代青少年的危害性,最近甚至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禁止青少年凌晨过后玩网络游戏。从“厌恶疗法”的角度说,中国的网游企业如果能因其暴利和恶劣服务使青少年从此彻底告别网游,倒也算对社会做了一大贡献。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转载请与作者或网站联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0-12-10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前几天终于被抓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阿桑奇,但却无法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因为他向世人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真相,在人类的生活里到底应该重要到什么程度,为了真相,人类可以被容许付出多大代价?

2010年12月2日,一位知名电影人在其微博上发出一条消息:“我在莫斯科发了三条微博,今天中国联通向我收了3900元上网通信费,够买一个手机了,堪称史上最贵微博呀。”经多人转发后,该“史上最贵微博”一时成为网络关注焦点。在被传统媒体报道后,该事件也成为媒体热点,并由此引发出对电信垄断企业乱收费的新一轮质疑。

电信垄断企业侵犯消费者利益,媒体自然有为消费者讨回公道的义务,在仔细了解这个所谓“史上最贵微博”事件后,却发现,不少媒体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就直接对联通进行了质疑与批评,很令人费解。比如,在网友的质疑下,明明事主自己都承认不止发了三条微博,而是很多条,媒体却偏偏视而不见,还是“一条微博值千元之类”的报道。事实上,即便没有网友帮忙,基于基本的常识,媒体也应该心存疑念,比如,大家都知道,网络的流量不是按发布几条微博来计算的,就算一条微博都没发,只要浏览了网页,看了别人的微博,也一样会产生流量。如果足够重视这些常识,就绝不会制造出微博信息是按条计费的概念,以至误导公众。

这件事情最后的真相是,联通用户金娜在俄罗斯使用手机网络上网共消耗了39M流量,但俄罗斯的国际漫游数据收费高达1KB0.1元,因此产生了3900元的费用,这笔费用虽然高昂,但并不是联通在乱收费,如果说联通要负一定的责任,那也只是服务不够周到而已。

在这件事情中,更使人关注的是,报道时为什么很多媒体会轻易地相信一条“微博”,而不是根据基本常识判断或去找联通调查核实呢?这大概跟它们在完成报道之前就已经预设了是非立场有关系。一个消费者与电信垄断巨头角力,媒体很自然的就选择站在消费者一边,这既吸引眼球,又讨一般读者的好,还有利于报道的再传播,何乐而不为?但真相呢,暂时被忽略了。

是非立场与真相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有人还把是非分为“大是大非”,和“一般是非”,这两者有很大差别,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按传统的“大是大非”的标准判断,与一般是非的判断标准结果常会出现很大差别,比如,在“天价微博”事件中,有人就会辩解,我们帮助消费者打击垄断企业,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至于在文革等以往年代中,这种大是大非的观念则更加普及。其本质就是一旦预设了立场,实际就混淆了是非,符合我立场的就“是”,与之冲突的则“非”。

是非的复杂性与易变性使人们在很多时候分不清是非,这情有可原,毕竟今是昔非、古是今非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人又非圣贤。但与之相较,辨别真相却要简单、确定的多,从这个角度讲,真相比是非更重要,也只有先了解真相,才能分清是非。

作为媒体来说,最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真相,但对一般公众何尝不也是如此。但我们的教育却是从小就更多的强调了“先站立场”、“先分是非”,而不是先了解真相,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养成,则极易成为培养公民意识的一大障碍。质疑精神、独立意识的缺乏,都会使公民无法正确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应有的地位、权利及义务,种种社会问题也由此而来。

如果整个社会都养成尊重真相而不是预设立场的习惯,很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这几天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金庸被传去世”事件,在人人注重真相的前提下,就很难大规模发生,因为即便有人传播这样的消息,也会马上受到质疑,从而导致谣言迅速终止,但现实却是,很多媒体和名人都积极参与进来,导致流言越传越快。如果尊重真相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则所谓“网络水军”、“五毛党”之类也将失去生存的空间,他们之所以活动猖獗,不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轻信?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前几天终于被抓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阿桑奇,但却无法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因为他向世人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真相,在人类的生活里到底应该重要到什么程度,为了真相,人类可以被容许付出多大代价?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

2010-12-06

最近这段时间,原本只是在中国互联网业内口口相传的所谓“网络水军”很有被有关部门重点对待的趋势,先是在11月7日,“网络水军”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使互联网之外的普通公众第一次了解到这支网上神秘力量,然后在12月初,《人民日报》又刊发题为《警惕“网络水军” 绑架网络民意》的文章,称网络水军通过“借势”和“造势”使网民在无意之中充当了其炒作的“托儿”或者“打手”,一旦舆论的洪流聚集,其席卷网络的力量“不可阻挡”,甚至可能“对司法的公正执行形成巨大的压力”。

所谓“网络水军”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一般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常常需要成百上千个人共同完成,其量如水,而且对互联网的渗透也与水相似,因此,那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的发帖的人就被叫做“网络水军”。网络水军一般服务于商业领域,为企业产品或企业之间的竞争提供舆论造势,比如在前段时间发生的蒙牛诋毁伊利产品事件中,就雇佣了“网络水军”;也有“网络水军”在一些关注度较高的新闻事件后出没,为被曝光的个体或利益群体服务。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在与世界融合方面并不落于人后,但却总有一些独特的现象属于外人很难理解那一类,“网络水军”就是其一,与之相连的还有“五毛党”、“删帖公司”、“网络推手”、“网络黑社会”、“网络打手”等一系列奇怪名词,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互联网丛林里的奇特风景,把这些放在一块,有人戏称之为“五毛经济”。

为什么网络水军会突然间在中国异军突起,一种说法是与互联网由web2.0向web3.0的过渡有关系,如果说web2.0的本质是互动,让网民在信息产品的互动中分享价值的话,web3.0体现的则是网民在互联网上更主动地创造劳动价值…这种说法倒也并非没有道理,不管其性质是好是坏,网络水军确实是在以制造口碑创造劳动价值。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全世界同样都在向web3.0前进,为什么偏偏中国产生了成规模的网络水军,且行止嚣张?这大概只能从中国本身寻找原因。

作为一个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脱身出来的转型国家,中国一直就有对舆论进行管制的传统,而中国的公众一般也习惯于接受一个声音的舆论。互联网文化的突然来临与大跃进,使网民们在短期内一下子面对了海量信息,但他们的整体辨识能力却未能随之提高,这就为“网络水军”们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传说中来自官方的“五毛党”,还是来自商界的“推手”,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猎物。与之相较,那些比中国落后的国家,互联网还不够发达,产生不了网络水军,而在发达国家,多年来开放的信息环境又使网民的整体辨识能力较高,网络水军很难成功忽悠到人。

由于网络水军的作为确实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官方媒体对之进行抨击也属理所当然,但我担心,这种抨击或许是某种整治行动的前兆。在没正确评估其对社会的真实影响之前,就视之为洪水猛兽而下重手惩治的话,很容易伤害到互联网本身的自由度。

现在,无论是在互联网业界还是在媒体上,关于网络水军的威力都被传得很“玄”,据媒体报道,从“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到“奥巴马身后的红衣女生”、凤姐、小月月这些网络现象,都有专业的“网络水军”参与,而且还采访到相关的负责网络推手的公司,描述中水军操作非常专业,而规模也极其庞大,动辄几万、几十万贴,覆盖几十上百家网站。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其真实性却很难得到交叉验证,比如光“贾君鹏”这事,就听好几家网络公关公司说是它们干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国际上每发生恐怖事件时,总会站出好几个大小恐怖组织来“主动认领”,与这些恐怖组织目的一样,公关公司纷纷主动认领这些网络事件,其目的无非是想打出知名度,并把“成功案例”据为己有,通过媒体招揽更多客户而已。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事件能被足够证据证明是“网络水军”所为。

尽管网络水军的出现是建立在中国网民整体素质暂时较低的基础上,但就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所谓网络口碑营销仍旧操作粗糙,难以忽悠大多数网民,在一篇商业软文下,经常是一帮水军自己互相顶来顶去,偶尔有外人留个言,也是轻蔑地骂一句:“五毛真多”。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网络水军的名声,基本上都是网络推手公司们把网民的自发狂欢揽为已有所致,这些网络狂欢影响极大,往往能在短期内为数亿中国人知晓,如果人们相信这种影响力是人为制造的,则很容易相信网络水军具有超常力量。而当今的中国又是个阴谋论极易流行的国度。

网络水军的存在确实反映了中国互联网走向web3.0时代的一种低端需求,但它的影响力很难达到能够“绑架民意”的地步。那些真正能聚集民意的网络现象与唯利是图的网络推手所策划的“案例”,其区别就像大自然鬼斧神工下的风景与人工雕琢的假山所对比那样明显。轻率地以阴谋论的心态把那些网民的自发狂欢归功于有计划的网络推手,这既是对“网络水军”智慧的夸大,也是对广大网民智慧的轻视,既无视了互联网发达的自我纠错能力,同时也显示出对互联网文化的不了解。

在前面所提《人民日报》文章中,还讲到:网络水军会对司法的公正执行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造成权力部门为了“平息民意”以及“民愤”使裁决屈从于网络舆论的现象发生。这显示了官方对“网络水军”可能会被某些势力用来影响政治议题的担心,但至少从目前看来,这种担心成为现实的例子还没被发现过。一方面,从事网络公关业的商人们都很精明,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很少人敢把手伸过界捞钱;另一方面,单在公共事务领域,越来越成熟的中国网民一向表现的目光如炬,被利用起来难度越来越大,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目前网络上热炒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官员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热点问题,虽然一些事实描述未必准确,一些网民的观点也比较偏激,但大多数网民对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义愤与鞭笞却是真实的,是现实民意的延续”。

鉴于“网络水军”在互联网世界确实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对其进行一定的管理与引导是必要的,但是,网民不一定是水军,可水军却一定是网民,打击水军须避免殃及无辜网民。如果因为“网络水军”的存在,而导致网民在网上留言、发言等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则肯定有因噎废食之嫌;如果一些地方部门和官员以“网络水军”为借口,把网络民意视为虚假民意,不闻不问甚至予以打击封杀,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转载请与作者或网站联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0-12-01

这几天,一段时长4分多钟的“虐兔视频”在中国内地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并引起网络公愤。在这段视频中,一位妙龄美女以非常残酷地手段将几只兔子当众处死。网民们后来通过“人肉搜索”的手段找到了这名“变态”女子,其姓名、籍贯、毕业院校,甚至家庭地址均被曝光在网络上。

但其后的报道显示,这名女子并非一名心理变态者,参与录制那段视频只是她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而已。这名被称为“黄絮”的女子说,她当初应聘视频制作工作的性质是“用脚拌沙拉”,然后发展到踩踏动物。第一次“用脚拌沙拉”她得了100元,踩其它动物,每次收入200至300元。而这次踩兔子她得了400元。她并且透露,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成批量制作和销售残忍虐待小动物视频的利益集团。而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制造和销售虐待动物视频的利益链条。

世上果然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这次虐兔事件中,所谓“市场需求”充当了那只无形的罪恶之手,而在整个制造和销售虐待动物视频的利益链条中,内地不良商人恰恰担当了中国工厂经常在世界经济中承担的一类角色:也就是需求和销售两头在外,中国“黄絮”们只负责代工制造的模式。而且,跟一些跨国公司乐于在中国开办“血汗工厂”的原因类似,境外虽然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但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却相当完善,虐待哺乳动物很容易触犯法律,而中国的相关法律却比较宽松,于是不良商人们就获得了大量拍摄虐待动物视频的境外订单。

如果虐兔事件仅止于此,倒还好理解,但相关报道又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变态需求都来自境外网站,据说,国内的一些网站为求点击率也时不时会购买一些这样的视频在网上供批判。这就产生一种非常吊诡的很后现代的需求逻辑,广大网民对虐待动物事件义愤填膺,因此彼此传播加以谴责,这种传播制造了点击率和访问量,网站为了点击率而专门去购买这类视频,于是“黄絮”们开工生产……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参与谴责与传播的看客都成了杀死无辜兔子的元凶之一。

这件事再次证明,在互联网上,网民的愤怒和正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物一样,都是可以销售的;知名视频网站销售愤怒情绪跟私密网站销售变态情结后果也一样,都是导致一只兔子被杀。

据说,在国外,这些以虐待动物为内容的网站也并不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生存,它们大多属于私密或者地下性质,能公开传播的多是一些踩水果或昆虫的视频,一旦涉及哺乳动物,就很可能会被举报,吃官司。但在中国,以谴责和愤怒的名义,虐杀兔子的视频却可以公然在所有网站上传播,并且被网站编辑推荐,甚至还能在电视新闻中播放。

这当然不单单是中国互联网和网民的问题,而是多数中国人在对待动物方面都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文化态度。外国人常常推崇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认为这有助于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但对自然的过分崇拜,却使很多人热衷于野味珍馐、天然药材之类,这种文化习惯是导致漠视动物权利的原因之一,后果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吃,而且方式残酷,什么活剖,活蒸,活体取熊胆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生存环境相对较严苛,致使人类与动物生存空间产生碰撞,结果当然是以“人权”为主,在所有关于保护动物的争议中,肯定会听到同一种意见:人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还管什么动物?事实上,如果中国对动物保护的立法稍微严格一点,立刻就会触犯很大一块既有利益,从餐饮到中药到动物园马戏团,这都意味着无数人的工作机会和饭碗。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离进行更严格的动物保护立法还有一段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动物保护方面不能做得更多。至少,以中国对互联网的强大管理能力来说,在互联网上禁止那些不管以什么理由传播的虐杀动物视频是能够做到的。对动物的保护,虽然以动物为主体,但体现的却是人性,真正受益的也是人类。对其他物种和生命的善意就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普遍价值观及道德底线的尊重,比如,仁慈、善良、恻隐之心等,昆德拉就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

如果暂时在民间还不能以法令规范群众如何处理动物,那么,至少在官方应该为公众做出一定的表率,但现实中,我们却经常能够看到相反的例子,比如,最近在微博上被广泛议论的一件事:北京警界有一条赫赫有名的功勋犬叫菲生,曾参加过40多起案件侦破,破案34起,多次立功,在一次训练过程中,由于发弹枪离菲生的耳朵太近,功勋犬受了刺激,不得不退役。而警察博物馆的布展人员恰好考虑到博物馆应有一项内容,即表现警犬在公安破案中的功绩,于是找到警犬大队,希望提供一条活犬制作标本,最后选择了功勋犬……于是,这条活的警犬就被制成标本,放置在警察博物馆。我核实了一下,这不是谣言,也不是假新闻,而是见诸于权威媒体的正式报道内容。

类似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例,它伤及的已经不仅仅是公众的恻隐之心,而很可能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可以想到,如果外国人听到这些事情会怎么说:瞧,这就是中国人。中国耗费巨资举办奥运会,亚运会,最大目的就是提升国家形象,从经济角度说,国家形象也直接影响商品到价值附加值的正负和大小,如果费心赚来的奥运红利、亚运红利,却被一只兔子的死亡抵消不少,这亏岂不是吃大了?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转载请与作者或网站联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