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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8

日本地震,而中国人抢盐。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离奇,如果没发生,谁能想得到?

网上新流传一对联,上联:日本是大核民族 下联:中国是盐荒子孙 横批:有碘意思

又有对:核写的故事,无盐的结局。

接到几个远方亲戚的电话,咨询抢盐的问题,没敢劝人家一点也别买,因为现在是人跟人博弈,而不是人跟储备博弈,不能以常理度之……现在看抢盐的问题随着媒体报道与辟谣正在加速传播,报道从客观上起到了传谣与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看辟谣还不知道抢盐……值得反思。

一些预言常会有自我实现的特性。比如这盐,市场上本来量肯定是有限的,由于传言,一些“愚民愚妇”抢购了十倍,一些稍微理智的人抢购了五倍,大部分再理智一些的本着宁肯信其有的观念抢购了2倍。结果可能就真的出现了短缺和涨价,结果,那些最理智的不为所动的就吃了亏,他们反而事实上成为不理智的一群。另一个例子是买房子,最后吃亏的人,是那些保持理智没买房子的人。

所以要人保持理智行为的前提,必须是保证整个市场的理智,市场管理者本身要理智。

没必要责备老百姓愚昧,也不应放大老百姓的愚昧,老百姓有他的智慧,老百姓抢盐也是为了生活,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精神正常的群众,即便抢盐也不会抢到非理性,十袋八袋足矣。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散播谣言,利用谣言囤积居奇的炒家。

说中国盐供应充足不怕盐荒这话我信,但前提是得有盐,如果正好要吃盐,超市没有咋办,如果饭馆要用盐,超市没有咋办,歇业?中国盐能吃一千年这话没错,中国煤还能用五百年呢,咋还会出现煤荒?说一千道一万,政府的责任不是讲安慰话而是以行动保证:有盐,而且不涨价。

在这时候,政府实际行动越快,抢盐风波则结束的越快,而假如政府这边辟谣,那边超市却出现了短缺,则只能出现越辟谣越传谣的悖论结局。

2011-03-17

315晚会开完了,尽管之前市场传成一片的“今晚打团购”并为成为现实,但团购网站们并不能就此松一口气,因为这仅仅是2011年中国团购市场生死考验的开始。

如果说2010年是中国团购网站的“井喷年”的话,那么在刚刚来到的2011年,它们或许会集体遭遇“生死劫”。

为团购网站们招致劫难的原因大概有三个,其一:中国的团购网站本身已经太多了,据《2010年国内网络团购行业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截至去年底,国内团购网站数量已有2612家,去年使网民惊讶不已的“百团大战”早已升级为“千团大战”,为了生存,它们必须自相残杀;其二,外资巨头来了,美国最大的团购网站Groupon在2010年底已进入内地,其合作伙伴是令无数中国大小网站胆寒的腾讯。Groupon本身财大气粗,谷歌曾经出价60亿美元收购,它居然不屑一顾,而其市场竞争手段又一贯狠辣无情,按李开复在微博上披露的消息,Groupon进军德国市场时就是双倍薪水从对手挖人,打赢后又大批解雇。这次在中国又故技重施,一上来就展开挖角大战,以“3倍薪水”重创本土网站;其三,在2010年“千团大战”良莠不分的轮番轰炸之下,被团购伤害过的中国消费者有可能会抛弃这一新的商业模式。

中国的团购网站总数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几千家,是因为这一市场进入门槛很低,而运营初期利润又比较丰厚。但在2011年,这一情况将会彻底改观。有雄心的团购网站如果想在与本土对手和外资巨头的混战中脱颖而出的话,将不得不加入新一轮互联网烧钱大战,这一变化在Groupon进入中国以后尤为明显。比如,网民会发现,在网上现在到处是美团网的小广告,作为中国团购行业第一个吃螃蟹者,美团网最近宣布的广告招标计划是1.3亿元人民币,24券赞助了央视春节系列节目,拉手网更是走上主要城市的公交车,其CEO吴波表示刚拉来的5000万美元融资中,广告投放将是重点之一。除了广告,人力是团购网站的另一大成本,要保证市场与业务的扩大,网站就必须不停的招人,从这个角度讲,团购网站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想获得市场份额,想获得融资,想在美国上市乃至想继续生存下去,团购网站们就必须烧钱,按这一态势发展,估计目前市场上的近三千家网站最终能有百分之一活下来就不错了。

团购网站们都梦想在烧钱大战胜出之后博得一个好前程,比如赴纳斯达克上市之类,但问题是现在看来,即便是烧钱到最后,团购在中国的结局如何恐仍难预料。尽管中国团购网站的偶像Groupon在2010财年营收7.6亿美元,但这一商业模式的软肋在国外却已开始遭到质疑,它太容易被模仿,由于没有技术门槛,也缺乏留住用户的核心竞争力,Groupon随时可能有被超越的危险,亚马逊的LivingSocial目前是美国排名第二的团购网站,去年底为对付Groupon刚投入了1.75亿美元,据说Facebook和谷歌也都在酝酿推出团购业务,按两者十亿级的用户基数,优势很明显。不少人预测,Groupon早晚会为放弃谷歌的60亿收购后悔。

本土企业擅长运作“山寨产品”的特色使Groupon的国际软肋在中国被无限放大,因此才有了“千团大战”的市场奇观。而且,在中国不但有更残酷的市场竞争,团购业务利润也远没有在美国丰厚,在美国Groupon和商家分成比例是5:5,但在中国,这一比例普遍为1:9,更少的利润空间大大限制了网站的造血能力。

或许更大的问题来自中国的商业环境。由于商家缺乏诚信和契约精神导致的恶劣体验,很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对整个团购行业的普遍不信任。在美国,消费者团购下单后一般不太用担心之后的商家履约和服务问题,但这在假货流行、服务态度欠佳的本土市场却是个大问题。通过团购,中国商家向顾客让利,但在消费中,他们却仿佛对付出的折扣很不甘心,总想搞一些猫腻补偿回来–哪怕是补偿一部分。最终,对商家早已失望的消费者把愤怒转移到团购网站乃至团购本身。

对于中国的团购,我本人曾经有多次经历,但感觉实在说不上多么愉悦。其中有一次是团购了一家电影院的电影票,但由于团购网站没有对销售数量进行控制,而且电影院在影票上添加了诸多限制条款,导致在实际去看电影时遭遇长队,心情大受影响;另一次是我团购了一餐山西特色的面食,按网站宣传,其中包括多个品种,它其实没骗人,面条的品种确实很多,但每碗面只有五个一元硬币加起来那么大,号称三个人的分量其实只够一个人吃饱,最后我们被迫在那家饭店点了其他菜式;再一次,我团购了一家著名的海鲜馆子的套餐,但去吃饭前必须提前预定,等预定时,对方却告诉你周六没有位置、周日也没有位置、平时的晚上也没有位置,只能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可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段人人都在工作,我没法约到朋友,可又已经付款,最后只好一个人去吃那顿价值500元人民币的中午饭,然后打包;还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团购了一份美发套餐,算下来大概比直接购买节省几百元,但在享受服务后,她却由于架不住美容店员喋喋不休的促销办了一张价值4000元的美容卡……这些问题或许不是团购网站引起的,但我还是从此告别了团购生涯。

如果有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物品被团购,而且确实有不错折扣的话,还是很受消费者欢迎的,但中国商家一般不愿意把实打实的商品拿来参加团购,参加团购的大多数是美容、餐饮、电影、照相之类的服务业,要不就是刚上市的、没法进行价格比较的新产品,这很难取得见惯了折扣陷阱的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事实上,团购网站自身的诚信也是个问题,除了一些小网站明目张胆的进行欺诈之外,很多较大网站也和商家合谋,他们在意的不是销售优质商品,而是利用团购进行广告推广,使广告费成为中国团购网站的一项重要收入。这种思维影响下,国外习惯采取的“每日一单”(每天只推荐一家商户产品)被本土团购网站创新为“一日多单”……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危害的将是整个中国团购市场。

总之,在未来的中国市场,团购网站除了在“烧钱大战”中胜出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被消费者厌倦之前,创新出适应本土环境的商业模式,既要生存发展,又要维持声誉,还要避免直接挑战已有市场潜规则,这难度实在不亚于踩钢丝。

当然,如果哪家网站能够在市场被做烂之前及时上市,套来美国人的钱,也不失为一个金蝉脱壳之良策。

2011-03-11

“毒苹果”事件还没消停,又冒出个“差价门”,苹果公司的中国业务最近可谓麻烦不断。

所谓“差价门”,可溯源至上周苹果ipad2的发布。iPad2上市以后,苹果大幅降低了iPad的售价,同时对外宣称推出补偿措施弥补相关消费者损失,向降价前两周内原价购买iPad的用户退还差价。消息报道后,消费者纷纷到苹果授权经销店找补差价,但却被告知,只有苹果直营店才能退差价,而授权经销店不在苹果“退差价”执行范围内。外界指责,苹果在消费者中执行双重标准。

“退差价”是近年来中国消费领域冒出的新词,多被用于促销活动中,比如,房产市场遇冷时,一些地产商为鼓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就承诺如楼盘在短期内降价则保退差价。但像苹果这样在事后实行差价退补的还比较少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新品推出而旧品降价是个常识,消费者一般都自认倒霉不会追究,而且即便想追究,在中国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有人把苹果这次赔钱退差价的举措理解为商业阴谋的一部分。苹果借着ipad2的推出,迅速将IPAD大幅降价并向消费者退差价,此举将进一步巩固苹果公司在平板电脑领域的市场垄断地位。苹果降价后,其它厂商三星、惠普、汉王等也不得不考虑跟随降价,这些厂商出货量本来就小,成本高而利润低,以前跟苹果拼品质压力已经很大,现在连价格都要拼,用汉王科技副总裁王邦江的话说:“苹果是在断同行的路!”

商业阴谋论的说法有其道理,但这可能并不是真相。实际上,浏览苹果官网可知,退补差价是苹果公司已有全球销售政策和定价政策的一部分。在“AppleStore零售店购买政策”的“定价”一栏中有明示:“购买任何Apple品牌产品之日起的十四个日历日内,Apple降低您所购产品的价格,则您可以要求退还差价”。按照已有政策,苹果有义务为消费者退补差价,但条件是须在“AppleStore零售店”购买,这就是所谓“差价门”的原始出处。

尽管从法律角度讲,苹果有权力拒绝那些非在“AppleStore零售店”购买IPAD顾客的退差价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应三思。毕竟,不论消费者从哪家店铺购买的苹果产品,只要出自正规渠道,他们都是苹果的客户,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的话,虽然合法合理,却未必合情。在苹果之前,很少有中国企业会因新产品上市、旧产品贬值而给予消费者补偿,苹果可谓是在做好事,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什么不将之做到底,把补偿给到位?事实上,按销量估算,苹果就算给所有两周售出的IPAD行货都退差价,总额也不过几千万元,这些钱与苹果在差价门中收获的误解及付出的商誉相比,孰轻孰重?

苹果在差价门中犯了“合法却不合情”的错误,既不合人情,也不合国情。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刚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中走出来没多久,群情对“不均现象”还比较敏感,苹果在“做好事”的时候不能尽力做到一视同仁,也难怪会招来消费者嘘声一片。而提到国情,我想到的是近年来常被媒体关注的汽车召回事件,2010年被称作“汽车召回年”,世界各大汽车商在美国共计召回汽车近2000万辆,而2010年统共卖了1150万辆,可在中国,所召回的汽车却仅占年新车销量的6.5%。两相比较,国外汽车厂商对中国市场消费者的集体歧视一目了然,但中国消费者除了丰田基本没怎么抱怨。看看“不召回”汽车厂商的待遇,再看看由于“退差价”而卷入舆论风波的自己,苹果是否会想:如果在中国也采取与汽车厂商一样的政策,大概就不会出现什么“差价门”了吧。

中国消费者不抱怨汽车厂商,多少有一些是因为所有本土消费者一起受歧视彼此心理比较平衡的缘故,但更主要是他们抱怨的底气不足:当前的中国法律并不足以迫使厂商们大力度召回问题车,而这帮汽车厂商又比较谙熟中国国情,没傻到像苹果那样费力不讨好地在中国搞什么全球一致的销售政策。

不能把“差价门”、“不召回”之类现象归咎于中国消费者,在哪里消费者都是上帝,跨国公司们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但为什么有时候美国的消费者比中国的消费者“更上帝”呢?这实在值得深思。

2011-03-04

乔布斯瘦了,苹果肥了。

当媒体还在嘀咕乔布斯只有六周生命,弄不好他的讣告会比IPAD2公布得更早的时候,乔布斯又活灵活现的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几乎全球IT业的围观下,因胰腺癌而大为消瘦的乔布斯得意洋洋地为苹果公司的新作品IPAD2做广告,同时,还不忘习惯性地讥讽一下他的老对手,比如微软,三星。

高调是乔布斯一贯的本色,但他也有底气,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苹果产品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消费者去年购买了1600万台平板电脑,其中1500万台是iPad,而之所以没能卖得更多,是因为“受制于产能”,从财务上说,仅上一财季iPad就为苹果贡献了46亿美元营收,而对苹果的所有业务而言,去年最后一季度的利润是60亿美元。在过去数年中,苹果开发的产品与在线服务,已逐一颠覆了音乐、移动电话、媒体和视频游戏业,使之成为IT业最赚钱的公司。

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乔布斯的功劳,很多人甚至把苹果的辉煌成就只归功于乔布斯以及他天才的设计美学和市场触觉。1月份出版的一期《商业周刊》封面文章把乔布斯比做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一类人,他们的影响力几乎是来自超自然的洞悉力和想象力,他们能呼唤起追随者可为之献身的忠诚。以至当乔布斯病危消息传出后,人们开始怀疑,苹果公司是否还能继续维持欣欣向荣。

乔布斯当然不是超人,喜欢苹果产品的人众多,但他的反对者也不少,而且立场都非常坚定。在IPAD2的发布现场外面,就有人向苹果示威,谴责乔布斯试图控制出版业,掏空他们的钱袋。而在以提出著名的“网络中立”原则闻名于美国的吴修铭教授则直言苹果是世界上最令人担心的公司。它可能会变得像当年的AT&T一样会“作恶”,扼杀创新,盘剥同行,乔布斯正在索取太多的控制权,40年前参与发明个人计算机的他可能也是主要参与消灭它的人。至于一般用户,又有多少不对苹果操作系统这个封闭的“监狱”恨得牙痒痒呢?看看“越狱”这个词在搜索引擎上的流行程度就知道了。

在开放与共享成为时代精神的今天,苹果以“封闭”为特色的商业模式的成功可称为异数,但由于这一成功过于辉煌,“异数”甚至有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从长远角度讲,如果整个产业因为苹果的成功而走向封闭的话,那绝对是个悲剧,

但苹果果然是成功于“封闭”吗?从表面上看,“封闭”确实是苹果产品生态系统的一大特色。不管是手机、平板电脑、操作系统、还是芯片平台,乃至苹果封闭管理的APP Store,苹果产品始终自成一体。这种封闭甚至成就了苹果独特的APP Store商业模式,由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盈利和开发都更容易实现,苹果的App Store去年占据了行业总销售额的82.7%,收入接近20亿美元。但这20亿美元如果拿出来与2010年苹果762亿美元的总收入相比较,还是有点微不足道。事实上,苹果的“封闭”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作为原因出现的。苹果的绝大多数成就都应归功于硬件销售的成功,没有硬件销售的成功,所谓APP Store大厦将轰然倒塌,而所谓“封闭”只是苹果为设计出更好的硬件而创造的一个条件。

在IPAD2发布会结束前,乔布斯曾说道:“很多人正在涌进平板电脑市场,把它当作下一个PC,他们的软件和硬件由不同的公司完成,像PC时代那样强调速度。我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在说这条路是错的。”这段话颇能体现乔布斯大搞“封闭”的苦心,他不放心别家公司生产的硬件和软件,而事实证明,他这么做也并非没有道理。

从恶的一方面理解,在后工业时代,乔布斯坚持把一切封闭在苹果之内,体现出一种前工业时代工场作坊主似的贪婪心态,他想把所有环节的钱都赚走,而且似乎也确实做到了。但如果从好的角度理解,乔布斯却是在以一种现代社会罕见的对待产品的态度进行工作,这种类似艺人与工匠的心态,使其产品不是立足于技术,甚至也不是设计,而是在如何追求更完善地满足人的需求,20年前,乔布斯遭遇失败时如此,今天,他依旧如此,在理解人性、满足顾客方面,乔布斯有远比同行更执着、更开放的心态。

没必要担心苹果会把风气带坏,开放和共享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绝对主流,如果说乔布斯能以其天赋而成就异数的话,那么他的继承者主要任务则应是,考虑如何在封闭的完美产品及开放共享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契合点。

2011-03-02

关于淘宝,最近有几则新闻值得关注。其一,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在2010年有约0.8%、即1107名中国供应商因涉嫌欺诈被终止服务,这导致阿里巴巴CEO卫哲、COO李旭晖引咎辞职;其二,据媒体报道,本月央视315曝光将集中在网购和团购领域;其三,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起诉淘宝网4000家网店一案,在武汉开庭,调查发现,淘宝网上,涉嫌售卖假“芳奈儿”的网店多达4000余家。芳奈公司已对其中1045家售假网店进行公证;其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百度和淘宝网列入假冒和盗版产品的年度“恶名市场”名单;其五,淘宝宣布将与国家九部委联动打假……

这些新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跟“淘宝”和“假货”两个关键词有干系。

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近年来,淘宝曾经一度享有几近“崇高”的社会声誉,这一声誉不止局限于信息产业内的“最大”、“最多”、“最赚钱”之类评价,甚至看起来已关乎国计民生,媒体赞扬淘宝在为中国互联网业争光的同时,还给力解决就业难问题,用马云的话说“淘宝是真正的国有企业,我们属于社会主义中国,属于所有老百姓”,按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1月,淘宝网创造了1****万个直接且充分就业机会,2012年淘宝将为中国创造超过一千万个就业机会。这在素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可谓善莫大焉。

但问题是,在淘宝的“大善”背后,却也隐藏着一个类似于“大恶”的问题:假货。自从中国有C2C这种电子商务模式以来,假货就开始与之共荣共辱。淘宝之前,垄断中国C2C江湖的是易趣,据说假货交易一度占据其总交易量的七成左右。后来易趣衰亡,淘宝取而代之且发扬光大,当年交易额做到几千亿人民币的时候,淘宝网就成了“中国最大的假货交易平台”(当当网CEO李国庆语)。

假货猖獗属于中国特殊国情之一种,淘宝网有假货当然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讲,淘宝有其被国情连累而“共辱”的一面。但在一些人看来,淘宝还有与假货“共荣”的一面,假货交易推动了淘宝的壮大,淘宝则促进了假货交易的“繁荣”。在以前,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对假货交易往往又爱又怕,而淘宝创新的信用支付模式则填平了买卖之间的信任鸿沟,使消费者不再惮于购买假货。“80元阿迪达斯鞋”、“25元欧莱雅乳液”……商家们从不承认卖“假货”,但也不否认这是所谓“高仿商品”。假货为淘宝营造了一种更吸引消费者的低价市场环境,也为投机性经营的小卖家提供了生存土壤,对消费者来说,这几乎就是淘宝特色的一部分。

尽管假货背后有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尽管中国有更宽松的市场与法律环境,但假货终究是假货,是违法行为的产物,无论暂时如何安全,一家合法的企业与违法物品长期关联都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马云还想把淘宝做成一家“伟大的企业”。有人将假货比做悬在淘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认真清查假货其损失绝不下于壮士断腕,但继续包容的话,却又不知道它何时会落下。更重要的是,假货使淘宝很难在境外上市,在国外对假货很不包容的环境下,仅假货可能引起的诉讼就是个大问题。

淘宝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近年来,它逐渐将重心从C2C转向B2C业务以及淘宝商城,这样做的一个不利后果是淘宝因此又与京东等竞争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丢掉了一部分领先优势。而且,据说淘宝商城也有假货……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市场究竟能留给淘宝多少时间。

马云说,假货是一种社会现象,淘宝不能杜绝假货的存在,这话没错。假货其实就是现时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淘宝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淘宝没有意义,不是淘宝,而是整个社会有没有勇气直面假货。在民生与就业几成政府头等大事的今天,即便有大批负面新闻传来,即便美国人怒了,即便成千夫所指,淘宝头上的那把剑也未必就一定会落下。马云还说过,淘宝出了问题,可能几百万人会失去就业,几百万家庭都受到影响……这话虽然有点要挟的意思,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风总会吹过去。尽管假货会一直存在于现阶段的中国,淘宝之类的企业日子也不会一下子变得艰难,但对于那些梦想铸就伟大公司的中国商人来说,或许有个问题值得思考:柳传志曾经把本土的经营环境比喻成一片泥泞的“乌龟沼泽地”,只有做乌龟才能够生存,如果周围环境是坏的,我们是否除了一起变坏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的视野还远及沼泽地之外,又如何从一只匍匐的乌龟,成长为踩过沼泽地的大象?

2011-03-01

2月22日,在中国运营五年后,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美国百思买宣布关闭在华所有零售自有品牌门店,“百思买”零售品牌正式告别中国市场。之后,百思买将集中全力扩张旗下另一子品牌“五星电器”。

百思买在2006年进军中国市场,其旗下业务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耗资3.65亿美元收购的原中国本土品牌五星电器,另一部分则由上海、苏州、杭州和北京的九家自有品牌门店组成。根据百思买2010年11月公布的前三季度业绩,在385亿美元的全球销售额中,其本土市场增幅只有4%,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却同比上涨了一倍多。对比百思买在中国的两块业务,五星电器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业绩,而自有品牌“百思买”业务却呈现亏损。

在表面上,百思买这次关张的是九家门店,但实质上,却是家电巨头百思买公司在全球市场赖以成功的家电营销模式在中国的一次大溃败,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家电营销模式,即所谓国美模式的一次胜利。因为五星电器采取的是“国美模式”,之后,尽管百思买的业务依旧会在中国进行扩张,但已形似神非,此百思买再也不是原来的百思买。

在百思买进入以前,在中国消费电子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盈利模式是在国美、苏宁等本土企业中盛行的“国美模式”,其特色是企业利润更依赖于向供货商收取的租金、进场费、返利,经营中,店面是租的,货品是赊购的厂家的,店员也是厂家派驻的,企业只负责广告宣传及提供卖场品牌,由于轻易大量占用供应商的货款,企业往往能够迅速实现低成本扩张。对于消费者来说,“国美模式”的最大特色则是无休无止的促销活动以及店中大量而又热情的促销人员;而来自美国的百思买,则完全是一种营销模式,它自置物业、自购商品、自己派员工销售,对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种类体验式营销服务,相对于国美模式,“百思买”向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自主权,在无偏向性导购的开放消费环境下,消费者不用再忍受专柜人员推销式的服务。

尽管都知道市场竞争中不存在温情,但仍有不少中国人对“百思买”的关张表示惋惜,他们一部分是出于喜欢百思买的服务,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百思买的企业文化。一位上海记者在媒体上很直白地说:“百思买是一家好企业”。在几年前对百思买总部的访问中,他目睹了百思买美国员工的幸福生活,健身中心、游戏房、影音室、带子上班……在百思买的文化中,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都要留给公司高层,有窗户的明亮空间要留给员工,CEO的办公室永远是总部大楼里没有窗户的那间,他为此感叹:“原来零售企业也可以做到这种境界”。从企业文化上讲,百思买几乎堪与谷歌(巧合的是,谷歌去年也退出了中国)相比。事实上,以百思买在关张中给予中国员工无论新老一律N+5个月薪的补偿看,百思买的确不失为一家厚道的企业。

在百思买进入之前,国美模式在中国已是饱受诟病,它立足价格的低层次竞争、对供货商的压榨,游走于法规边缘的促销模式,危险的债务结构,以“吃供应商”为特色的类金融模式都曾引起广泛争议。很多人以为,“好公司”百思买的进入将很可能终结“落后”的国美模式。中国的几大家电商曾一度为之心慌慌,为了抵御百思买,它们在彼此之间展开合纵连横、换股兼并,用业内人士的话说,“百思买引发的鲇鱼效应,促成了国内电器连锁行业的第一次大整合”,国美甚至急匆匆地北京马甸开起了一家百思买模式门店……但结果却是,在经过几轮对竞争对手、供货厂商以及进场费、促销费等商业潜规则的徒劳挑战之后,国美、苏宁们都活得好好的,百思买自己却先倒了。

“好公司”为什么会被关张?“百思买”的失败除了有执行力–也就是做得不够好的因素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它未能深刻领会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国情被柳传志称作“乌龟沼泽地”,曾经陷住不少外企。当竞争对手们得心应手的利用低层次的消费者意识、宽松的法律环境、低底线的商业伦理在沼泽地里舒服度日、迅速扩张的时候,百思买却墨守成熟商业社会的“陈规”,其实质相当于对应有商业资源的主动放弃,这种类似于沼泽地上纵马的行为,换来的自然是失败与羞辱。从这个角度讲,百思买的失败与其说是盈利模式的失败,不如说是商业价值观的失败。

在百思买对中国业务的处理中,人们注意到,“百思买”的品牌宁肯被封存也未被应用到集团最终选择将大力发展的国美模式中去,这大概算是百思买在屈服于中国市场现实后残存的一丝倔强吧。

在未来,百思买将致力于五星电器的发展,但放弃既有价值观的百思买还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吗?尽管从商业报表来看,五星电器在百思买内部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但这种增长却是建立在中国家电市场整体高速增长之上(中怡康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家电国内市场规模首破万亿元大关,全年国内家电销售增速超18%,创下过去10年之最),而且随着中国消费者与市场的成熟,国美模式本身也正面临挑战,百思买在中国的改弦更张,很难说不会遭遇邯郸学步、买珠还椟之类的尴尬结局。

以目前形势观察,在中国,即便经过耐心等待,被封存的“百思买模式”或许再也不会有重启的机会,电子商务的高速扩张很可能将使中国的家电销售直接从国美模式飞跃向亚马逊和京东模式,站高点看,什么百思买,什么国美苏宁,如果不能迎头弄上互联网大潮,大概都是浮云。

(注:本文已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1-02-24

站在2011年的开头回顾2010年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有两件与跨国巨头有关的事情值得关注。一是Google搜索退出中国内地,再一个就是微软必应搜索在中国市场突然发力,推出必应出口通计划。

二者一退一进,其中对比颇为微妙。谷歌退出后,虽然目前中国内地网民照样能够使用Google页面进行关键词搜索,所受影响不大,但在商业层面,Google搜索的退出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整个中国搜索市场。据易观国际1月底发布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最新监测数据(2010年第四季度)显示,谷歌市场份额连续4个季度下滑,第四季度份额仅为19.6%。

事实上,2009年第四季度谷歌份额曾达到最高点35.6%,但随后发生的退出内地和华东代理商危机等事件都使其声誉受到不小的影响,导致这一数字持续下滑。若不考虑市场总规模的变化,谷歌在这一年中损失的份额将近一半。面对这空出来的大块市场份额,众多企业都蠢蠢欲动,而巨头微软必应出口通计划的推出,也为中国搜索市场增加了一定变数。

易观国际发布的研究数据还显示,2010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规模达111.25亿元,较2009年增长55.9%,预计2013年,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规模将达314.33亿元,较2012年增长37.7%。

微软推出“出口通”服务

微软必应出口通(adCenter)是去年8月31日微软MSN(中国)推出的一项新业务。该业务基于必应搜索及其联盟伙伴等全球技术开发平台和在线资源,以有意于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为目标,向他们提供搜索关键词广告服务。按微软的说法,这些关键词广告,不仅出现在必应搜索的结果页,还将通过内容匹配出现在MSN门户、华尔街日报网站以及Facebook等网站中,并且随着微软与雅虎的搜索联盟的正式实施,这些广告也发布给了雅虎用户。如果微软能够整合运营成功的话,对中国的外贸型企业来说,必应出口通按效果付费的特色将使其呈现出较高的性价比,企业的投入较小。

从动用bing+yahoo+facebook+华尔街日报这一系列资源来看,微软这次推出必出口通可谓不惜血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微软推出必应出口通,是在施行“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的战术,目标直接对准中国众多的外贸型企业,如果微软能够比较好的整合旗下的互联网资源以及执行有力的话,中国的出口企业或许会成为微软MSN(中国)新的、最庞大的现金流,在中国互联网市场长期表现一般的微软MSN有可能打赢翻身仗。

能否搅动搜索市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全球的份额也越来越重。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使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互联网在全球进行推广营销,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必修课。

综观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除了微软必应之外,其中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大概有三家:百度、谷歌、阿里巴巴。但目前看,由于各种原因,这三家企业都很难成为微软必应出口通致命性的拦路虎。首先是百度,它虽然在中国市场占有了优势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影响力有限,并不是出口企业优先选择的广告投放对象;其次,从业务特点来说,谷歌AdSense当然是微软必应“出口通”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但谷歌偏偏在2010年退出了中国市场,使其搜索服务由于政策性原因导致经常性地不稳定,这给微软留出了很大的市场空间,也应该是微软MSN(中国)在去年9月谷歌刚宣布退出不久就推出必应出口通计划抢占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

阿里巴巴则与必应的运营模式不同,其从事的并非搜索引擎业务,但由于它的主要客户目标也是志在出口的中国企业,因此,必然将成为微软必应出口通业务的最有力竞争者。长久以来,阿里巴巴都一直垄断着中国企业对外网络推广的市场,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却正在发生改变,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一篇专栏文章表达的意思:阿里模式面临“过时”危机。这种说法可能有些极端,但却也不无其道理。在B2C渐成主流的今天,阿里模式的缺点是离终端消费者较远。在阿里模式中,中国出口企业的不少利润被冗长的中间环节所吞噬,在微软必应出口通推出之前,一些精明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倾向于选择价廉而精准的搜索企业,但这又需要广告投放者对国外互联网有较专业的了解。追求更加本土化、针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必应出口通的顺势推出,或许能为经理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

可以预见,面对必应出口通的进攻,竞争对手们也将很快提出应对之策。事实上,必应出口通究竟能不能在2011年成为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崛起的新势力,关键还要看微软自身的运营力度,看它是否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微软实力雄厚不容置疑,但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上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值得总结借鉴的经验教训多多。微软是否有决心、信心以及恒心对中国业务支持到底,MSN(中国)能否用好微软提供的庞大资源支持,都将决定着新业务的成败。

2011-02-21

2月15日,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2011年度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在报告中,苹果公司强调他们要求供应商必须遵循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在供应商中推行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报告中苹果公司将虐待、童工、非法用工、伪造审核材料、危害工人、恐吓报复参与审核的工人以及明显危害环境的行为定义为严重违规。严重违规一经发现,供应商必须立刻纠正,保证其工人的健康、安全及人权。苹果公司会持续跟踪供应商的改正和预防措施。

在 2010 年苹果公司审核了 127 家供应商,发现其中37家厂商存在严重违规行为,远多于2009年的17家。其中8 家工厂过度收取工人的用工费,被认定为非法用工; 10 家工厂使用童工; 2 企危害工人的事件; 4 家工厂伪造记录; 1 企行贿审核员事件; 1 企教唆工人如何回答审核员问题的事件。这份25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2010年苹果对富士康自杀事件的调查过程。针对前段时间的环保组织质疑的苏州联建科技工人中毒事件,苹果也给出正面回应,认定联建在生产中存在严重违规。

这已经不是苹果第一次发布“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但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却是第一次。报告中,苹果公开向外界证实其在华供应商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苹果的“招供”引起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不少报道将之视为苹果的一件特大丑闻,在互联网上,“毒苹果”、“苹果神话落幕”、“血汗工厂”之类的词汇被广泛使用,而联建科的中毒工人也被称之为“苹果员工”。

苹果公司或许没有预料到一份每年例常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会在中国引起如此之大的负面反响。因为在事实上,“丑闻”所涉及的联建科的中毒工人并非苹果员工,联建科只是苹果的一个普通供应商而已,而且联建科也不止为苹果一家公司供货,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联建公司是台商独资企业,于1999年12月建厂,据资料显示,该公司生产的移动电话用液晶显示器占世界销售量的5%,预计3年内将达到20%。它除了产新型平板显示器之外,还生产五金配件。

联建科员工的中毒是因为它一个车间的员工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开始被指令使用更危险的“正己烷”替代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示屏作业。正己烷比酒精价钱更便宜,而且效果擦拭显示屏更好,但对人体有危害性。

苹果与中毒事件的直接关系是,较之多数购买商,它对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对供货商的要求也更严格。其订购的手机显示屏稍有瑕疵既无法通过验收,而这将导致相关生产负责人的业绩和供货商的利润受到影响,因此,为了降低次品率,联建科的一个生产车间使用了正己烷替代酒精。联建科现有员工1.6万余人,使用正己烷的是该公司的模组五课,在发现部分员工出现头晕、手脚麻木等正己烷中毒症状之后,联建科对事件进行了处理,部分中毒员工获得7—14万元不等的补偿金,驻场最高主管也因此被离职。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部门事后对联建科实施了行政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按一般中国人的观念,生产商的员工中毒跟购买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中国的电力市场基本上被几大国有电力公司垄断,它们也是中国煤炭企业的超大客户,但从来没听说哪个电力公司主动站出来为国内频发的矿难事故负责。从这个角度讲,苹果能够公开为供应商肩负起部分社会责任已是难能可贵。而且从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苹果对供应商社会责任的强调并非简单的走过场,比如,报告除了提到联建科事件之外还披露,苹果公司要求供应商退还了自2008年以来过度收取的用工费总计 340 万美元,并与严重违规的 3 家供应商中断了合作关系。在去年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苹果更是慷慨让利,为富士康代工的苹果产品在原定代工费基础上增加2%的补贴,以支持富士康给工人涨薪,而富士康为苹果的IPHONE代工,其毛利总共也就2%~4%。

在本土企业还没完全认可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时候,苹果近年来的的“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由于较多的牵涉到中国,而使国人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从传统意义上讲,消费者、法律和政府是影响企业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上确立了强势地位,它们为上游产业提供了大量购买机会,同时也拥有了影响企业的巨大话语权,因此,按企业公民理论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西方公众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重视则始于1996年的沃尔玛“血汗工厂”事件,当时,沃尔玛等供应链上的强权企业利用自身地位刻意压低进货价格,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一线工人被血汗盘剥。真相被披露后,消费者开始对卷入“血汗工厂”丑闻的跨国公司产品发起声势浩大的罢买和抵制活动,对其声誉和利润均造成巨大损失。从此,很多跨国公司开始高度重视供应链社会责任。

尽管企业的存在是以逐利为目的,但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企业贯彻供应链社会责任并不会损害企业的核心利益,从宏观上它们甚至是一致的。企业为供应商提供了购买机会,但同时供应商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企业生存,两者是共生关系。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供应链末端的奶农被厂家压榨到无利可图,只能被迫给牛奶里“加料”,最终的结果是三鹿巨人的轰然倒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企业,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更应该以苹果公司为榜样,勇于承担起自身的供应链社会责任。

苹果的灵魂人物,目前身患绝症被媒体预测不过数周寿命的乔布斯曾对公司提出要求:“你要教育你自己,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比其他的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得都要多都要好”,因此,苹果公司发布了专门的调查报告,践行比一般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更严苛的供应链社会责任。但在中国,这份报告却被舆论看做一份自供状,一颗引发企业丑闻的重磅炸弹,其结果颇为尴尬。这当中有些是出于误读,比如少数不求甚解的媒体就直接把联建科的员工认作了苹果“员工”,有的则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心态,他们或指责苹果做的还不够,还应该做的更多;或者干脆只是想教训读者:看,你们崇拜的完美无缺的苹果也有这种烂事。

苹果当然并非完美无缺,它商标上那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坊间传说是乔布斯为了向图灵致敬所为,当年,深陷同性性丑闻的图灵正是咬了一口毒液浸泡的苹果自尽,但这个“毒苹果”与中国媒体眼中的“毒苹果”完全是两码事。一些媒体在因为供应商问题而喊出“毒苹果”的时候,它们似乎忘了,真正应为中毒工人负起主要责任的,是苏州那家台湾厂商和当地政府管理部门。与苹果直面供应链上存在的污染、童工等问题相比,中国国内的相关代工工厂及地方管理部门应该汗颜,它们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但被媒体骂的和公开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却是万里之外的洋企业。

在中国主动肩负起更高层次的企业道德责任,却成为舆论围剿的对象,苹果的尴尬遭遇颇像几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事件。当时,南京青年彭宇做好事帮助了一位受伤的徐老太,结果却因此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此事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信念造成不小的冲击,

其后,在很多城市都发生过老人跌倒无人敢于出手相助的悲剧事件。而这次苹果因为高调宣示供应链社会责任而引发的负面效果,或许也会影响到其他跨国公司未来在中国践行供应链社会责任的态度与力度。

跨国公司们或许确实有原罪,它们为中国带来的不全是好处,“血汗工厂”的存在也并非全是传闻。但不能否认的是,与中国工人目前普遍的权利现状相比较,跨国公司的进入是从整体上改善了本土工人的人权状况。基于供应链社会责任,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提出的“验厂”概念已基本在中国出口企业中普及,要获得订单,必须接受跨国公司和中介机构人权验厂,看是否存在严重剥削,跨国公司在中国更积极地推行社会责任标准(SA80000),在童工、强迫性劳工、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作时间等方面对供应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算是帮了中国劳动保障部门和工会的忙。对舆论来说,与其谴责没有完美尽责的苹果们,不如去关注那部分连基本社会责任都没有尽到的垄断国企,黑心私企,与它们相比,苹果公司的所作所为简直堪称榜样。

最后需要作为题外话一提的是:事物一般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所谓供应链社会责任也不例外。从道德上来说,苹果在中国推行供应链社会责任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实际操作中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贸易壁垒的效果(“蓝色壁垒”),当然也增加了地方上的管理难度,更影响到GDP数字与官员执政成绩。这大概也是苹果等跨国公司在中国高调宣扬供应链社会责任时不受欢迎的的原因之一。

按反对者的说法,以供应链社会责任构建的“新贸易壁垒”形式更隐蔽性、更具有欺骗性–这当然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事实却也不容忽视。据学者估算,如严格按跨国公司制定的验厂标准,某些劳动密集型生产商的平均人力成本会上升50%-100%,生产成本的上升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要权利还是要工作机会,并不是个伪问题。至于如何应对,是顺势而为,还是积极防御,则需要中国政府的大智慧。

(注:本文原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联系方式:gooooo@gmail.com)

2011-02-10

用手机发送祝福短信拜年是中国人祝贺新年的一种独特方式,2011年,中国人在祝贺兔年新年的几天里,发送的短信又创造了历史记录。据来自几大电信运营商的统计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北京的手机用户共发送了近10亿条短信息,人均发送46条,其中北京移动手机用户短信发送量近7.7亿条,比去年增加12.86%。在上海,单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就发送了9.2亿条短信,比去年增长近20%。

北京、上海的短信发送情况是中国各地的一个缩影。中国目前拥有移动电话用户8.59亿,去年春节期间,中国国内各类短信发送量累计达230亿条,人均发送短信30多条,按此估算,2011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发送的短信有可能会逼近300亿条。

在中国国内,目前发送一条文字短信收费人民币0.1元,而彩信(MMS,多媒体信息服务)则要收取0.3元人民币,算下来,中国人在短短几天内发送的300亿条新年祝福短信将带给运营商数以十亿计人民币的收入。从世界范围内看,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对发送手机短信有如此疯狂的嗜好。

要弄清春节300亿条祝福短信背后的驱动力,需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中国春节时有传统的互相祝福的习俗;二是除了春节这个特殊时段之外,中国社会还有一种独特的短信文化。

所谓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就是拜年,这是中国老百姓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每到春节时段,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口头都离不了“拜年”两个字。在早年间,中国人拜年的方式是互相作揖磕头,现在在不少农村还流行这一习俗,比如今年回老家过年,一些孩子(偶尔还包括辈分小的成年人)就给我磕头拜年,我则还之以包着人民币的红包;再后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则将起源于清朝的“团拜”发扬光大,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主体,大家集体拜年,喝茶吃糖,建成风俗;再后来流行寄送送贺年卡,有了电话以后,则流行电话拜年;有了手机短信–尤其是手机有了短信群发功能之后,每个春节铺天盖地的短信潮就再也无法遏制。

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春节短信潮的背后,除了拜年,还有中国人普遍对短信的超常嗜好。有不止一项调查显示,与其他手机大国的民众相比,中国人更喜爱收发短信。据几年前Ipsos MediaCT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82%的用户从来不使用短信服务,3%的用户每月使用一次,甚至更少(这个调查结果现在看有点夸张,虽然比不上中国人这么酷爱,但美国人现在发短信也挺多的);日本和韩国的用户也不愿意使用短信服务。一则不能完全确定真实性的消息说,比尔·盖茨曾经很困惑地问中国下属(据说是唐骏):中国人为何酷爱短信?回答是:这是一种中国式含蓄的交流方式。其实我本人也曾经遭遇过外国友人的类似疑问,几年前超女很火时,在米兰,一位意大利美女就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热衷于短信投票–而且是收费的–表示强烈不解,我很奇怪她会关注这类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异国小事,她告诉我说,当地媒体天真地把这解读为拇指上的民主,认为是中国的一种进步。

关于中国人爱发短信还有一种是基于进化论的无厘头解释:由于几千年来使用筷子的锻炼,中国人手指普遍比外国人灵活,因此,中国人更适合进化为短信动物。

中国人对短信的酷爱大概有民族性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人更内向、含蓄,相对于直接“对他说”,手机短信在小圈子内实现了间接的、含蓄的沟通,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用网络新词说,这叫“闷骚”。大量的与性或政治有关的所谓“段子”通过手机短信在中国人之间广泛流传,这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因为中国不像国外,可以在大众传媒上放肆地谈论性话题,或者通过脱口秀、人物漫画等拿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寻开心,更隐蔽的手机短信则弥补这一空白地带。

事实上,中国人对手机短信的酷爱,除了有文化、传统方面独特的背景之外,还有很大原因可能是出自电信运营商的“商业阴谋”:在中国刚刚推出短信服务之初,正是全国民众要求高昂的手机资费下调呼声最强烈的时候。手机短信成为垄断电信运营商们的另外一个潜在收入增长点。因为它比起手机通话费、漫游费来说更便宜,所以对老百姓更有吸引力。运营商们推出各种短信套餐,大力培养“短信写手”,搞“短信大赛”,在央视春晚上推广短信拜年,不知不觉间中国消费者的短信发送习惯就养成了。

在后来的几年中,手机短信一度成为运营商和不法电信增值服务提供商疯狂敛财的工具,在信用支付手段匮乏的中国,手机短信被用来支付花样繁多的电信增值服务–从音乐下载到准色情电影,其中又夹杂着复杂的消费陷阱。在激起消费者的普遍愤怒后,短信服务的范围才受到严格限制。

客观说,短信拜年的形式既“绿色”又便宜,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而且追溯历史渊源,短信拜年还符合国际习惯。1992年12月3日,英国人尼尔帕普沃思给朋友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其内容就是:“圣诞快乐”。但像中国短短几天有300亿条短信在空中飞来飞去,就已经很有点“过犹不及”的意思了。消费者集中给电信运营商送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过于泛滥的短信,已经逐渐把早先还存在的那点温情消解掉,反而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

现在,对很多人来说,每年春节都要收到几十甚至几百条短信,祝福内容已经不重要,“收发”才是重中之重,往往自己的一次群发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还得注意回复别人发来的短信,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里,唯恐失了礼数。人们在收到别人短信祝福的时候也不会高兴,因为内容大都一样,也知道这是人家的群发,不过走个形式而已。短信拜年,俨然已成中国春节期间最大的一个民间面子工程。

习惯一旦养成,要改变则非一朝一夕之功,据说今年流行微博拜年,但微博是一种基于WEB页面的交流工具,其到达率肯定不如手机短信这种点对点的传播强制和有效,而其用户更与手机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寄望微博拜年这种更环保的形式代替短信拜年就非常之不靠谱。

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短信这种昂贵的按条收费的通信方式早晚会被淘汰,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短信拜年也终将成为一个历史陈迹。但问题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类似短信这种几十个字的信息传播其代价将几乎接近免费–比如现在发送“飞信”就不收钱,在免费情况下,中国人会不会更疯狂地爱上短信之外新的手机拜年形式呢?

2011-01-28

多地消费者举报“家乐福等部分超市价签标低价结账收高价”、恶意坑害消费者。发改委公布,经查实,家乐福、沃尔玛在一些城市的部分超市存在“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等多种价格欺诈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目前,发改委已责成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或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的,最高处以50万元罚款。针对发改委指家乐福等超市存在的价格欺诈行为,北京商业联合会理事、北京供货商联盟主任姚文华昨天表示,“这些属于行业潜规则。”超市“虚构原价”,也就是先提高商品原价,再打折促销,这种手段在行业中普遍存在。至于,以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以及商超不履行价格承诺,这种行为在行业中也是存在的。

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之类办法招徕顾客,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商业行为在国外被称作“诱捕顾客”,在年底的购物旺季,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大腕被“罚之以法”,对广大中国消费者来说,可算一个好消息。

尽管商家的价格欺诈在中国是一个较普遍现象,但说实话,在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还是颇令人诧异。因为沃尔玛、家乐福并不是一般的零售企业,即便从全球范围讲,它们都可被称为商业巨头,其中家乐福是大卖场业态的首创者,是欧洲第一大零售商,世界第二大国际化零售连锁集团,而沃尔玛更是连续三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居首。它们进入中国后,一直是超市业的标杆,带来的是先进服务与管理水平,赢得的是顾客高度的信任,谁能想到,它们也开始跟小商小贩们一样玩价格欺诈的猫腻。这要放在国外,绝对是大丑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沃尔玛与家乐福的沦陷当然暴露出其自身管理上的问题,但更能引起注意的,则是价格欺诈事件所反映出的当今社会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在国外,沃尔玛们或许没有胆子在价格上玩猫腻,但在中国市场上,由于类似行为的普遍存在,由于所谓“行业潜规则”的盛行,由于监管的松懈,由于获得成功的概率比失败的概率要大得多,由于即便失败付出的代价也很轻,沃尔玛们终于也开始“入乡随俗”了。

沃尔玛们在中国的变质,从根本上讲要归因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商家在准备对顾客实施价格欺诈之前,必然会权衡利弊,在超额利润和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及商誉损失之间进行取舍,而在中国市场,它们之所以选择了前者,则是基于对国情的了解。从市场监管到消费者到企业经营者,中国社会对失信这些非道德行为具有超常的容忍度。市场监管方面的松懈自不用提,中国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涉及到价格欺诈、非法促销,但违法行为却能堂而皇之地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消费者也不争气,据调查,在遭遇价格欺诈后,仅有6%的人会选择向工商或消协投诉;而据零点调查公司的一项《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调查报告》显示,企业经营者中对相当一部分对经营中的非道德行为采取高度容忍的态度,或持道德中立立场……正是这些超常的容忍,刺激了沃尔玛们的冒险冲动。

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来说是:“信用就是金钱”,经济信用水平的高低可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沃尔玛之类跨国公司的变质显示,在中国市场上,经济信用的失常已经严重到一个不可忽视的程度,而要恢复经济信用则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政府或者商家单独发力所能奏效,需要来自全社会的配合。

如果单独针对日益严重的价格欺诈现象,引入惩罚性赔偿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现有最高五十万的罚款或者差价5倍的赔偿已不足以遏止违法者的贪欲,但如果引入惩罚性赔偿,则既可使奸商闻风丧胆,增大了法律的威慑性,又刺激了消费者参与维权的积极性,使违反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