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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公众号信海光微天下

柴静和她的《穹顶之下》火了,而且火到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朋友圈被刷屏,本以为第一天被刷屏就完了,结果联系第二天,第三天……持续发酵,都被刷屏。

先说一下对“《穹顶之下》事件”的看法(之所以说是事件,很明显我关注的不是纪录片内容本身,而是它的周边以及所引发的反应):其一,柴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拍这个片子完全没有错误;其二,柴静获得了一个“独立记者”一生都很难获得的无上荣耀,引起亿万关注,更关键的是,她的作品引起了股市相关板块的暴涨,这个就太难了。其三,尽管柴静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也不是没有可争议出,而且赞同者应该允许这种争议。

说句实话,《穹顶之下》的火爆令很大一批专业人士,包括环保专业人士和媒体专业人士跌破眼镜,因为仅就内容来说,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太多的新奇之处。但为什么会引爆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值得深思。《穹顶之下》的瞬间火爆应是社交媒体时代瞬间独有的现象,它没有通过央视,而是在互联网上首发。

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决定了它的传播–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像这样的纪录片,其信息在处于信息链顶端的专业人士眼里,因为没有太多“新东西”很容易被过滤掉,但现在,是先引爆受众,再反过来,受众热捧所形成的事件继而引发专业人士的热议……不是吗,在专业人士眼里,雾霾有毒有害,环保至关重要,这些看起来“老掉牙”的观点与内容怎么能支撑起一部纪录片如此火爆呢?所有的媒体人都应该反思,要自省,你引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未必是大众的常识,在过去,专业人士垄断议题设置的时候这还未必会成为问题,但移动互联普及的现在,信息触及底层的速度与力度完全不同了,你无法,而且读者也不再需要你们代为决定他们应该看什么。

尽管柴静做的没有错,但在互联网上依旧出现了大量争议,引发了人群对立,这其实很正常,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一个观点多元化的时代,影响越大,必然争议越大,哪怕从概率上来说也是如此,上亿人赞同的节目,哪怕有百分之一的人不以为然,也是上百万的黑粉啊!范冰冰说过一句话,“我能经得住多少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反之亦然,你经受了多大赞美,就会引发多少“争议”。而且前面也提到,在不以为然的人群中,“专业人士”会占到相当比例。

以柴静的聪颖,我想她不会不懂“范冰冰定理”,但不能淡定的反而是那些她的拥趸,因而引发互联网上的激辩,很尴尬的是,我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不同意见的文章(不是胡写那种,有100000+阅读量,几千个赞),居然引发朋友圈好友对转发者的攻击,这是拿朋友圈当微博玩啊,在微信上从来没遇到这种现象,可见观点对立之激烈,以至连不同意见的客观呈现者都被无辜波及。

看到有热门文章把这些争议归为口水、论战、恶毒的揣测、师出无名的攻击,感慨在中国做事太难,面临的阴暗太多,恶意太多,作者质问反对者:“你们疯了吗”。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争议意见的影响力,话说,如此火爆的,前所未有的媒体事件,即便从概率上讲,目前的争议声音也不算大。有些人提出异议,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柴静尽管在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她取得的影响力一般,当然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她这次收获的赞誉超过了其应得的份额,所以出来泼一下冷水,指出哪里做得还不够,这其实也很正常。

但在我的朋友圈有朋友的逻辑则是,她把争议双方统称为正能量和负能量,转发者则被认定为传播负能量,正义人士当然有责任有义务与负能量做斗争。

然而,并不是你做了对的事情,就应该在收获质疑方面理所当然的有豁免权。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哪怕是再正确的事情,存在反对者也不是坏事。在以色列有个第十人理论,它甚至强迫有人承担“恶魔拥护者”(反对正义一方)的角色,据说,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不相信他们会被关进集中营;1972年,人们也不愿意相信慕尼黑奥运大屠杀;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我们眼看着阿军的行动,但是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威胁,一个月后,阿军差点让我们溃不成军,所以我们决定作出改变。”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命名为 Red Team,号称魔鬼代言人,他们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挑战情报机构做出的普遍假设,用来保证情报的准确性。这个机构就是那个第十人,不管前九个人的结论看起来多么正确,多么万无一失,他们必须提出异议,找到这九个人都错了的特例,并提供给军方进行评估。

第十人的存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使讨论深化,而使人们更接近真相,这其实无损于柴静作为“最大公约数”所带来的正能量,以“《穹顶之下》事件”而言,估计中国的反对者比例,还远远不到第十人的程度,估计在第一百人甚至第一千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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